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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缺陷及应对措施

谢军　鹿娜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了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但是由于法律用语的模糊性，使得该条的规定略为粗糙，无法判别该权利的性质及受偿顺位，从而在法律界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和争议，对案件处理过程中的法律适用形成了重大障碍。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该条规定的法律缺陷，并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优先受偿权 权利性质 法律冲突 解决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86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该条规定的出台，具有良好的立法初衷，使建筑企业看到了解决拖欠工程款问题的希望，对于保障劳务工作人员的报酬和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因为《合同法》的该条规定过于粗糙，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审理案件时，无论是程序还是实体均存在一定的障碍，其在强化了对某一社会成员的特殊保护的同时，也侵害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障碍及冲突，从而导致该条款在审判实践中很少适用。本文试从法理认识、法规冲突、法律实践、法律后果四个方面来分析这一规定的法律缺陷，并对相应的应对措施提出建议。

一、法律缺陷：

　　1、法理认识不统一

　　《合同法》第286条的出台，使得法律界对该权利的性质、优先顺位等争论颇多，难以统一。

　　（1）权利性质众说纷纭

　　《合同法》第286条的规定所赋予承包人的是一种什么权利?这是对该条文争论最多、争论最大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不动产留置权说[1]。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依据该法条规定，承包人在发包人逾期不支付工程款的情况，可以对工程进行留置。《担保法》第84条规定“因保管合同、运输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留置权。”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在性质上是承揽合同，所以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可以发生留置。因此，该权利应称为法定留置权。笔者认为该权利的性质不宜认定为留置权，理由是：第一，《担保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应突破留置权的标的只能是动产的这一法律原则，否则将造成担保体系的混乱，因此，建设工程不应成为留置权的标的物；第二，虽然建设工程合同在性质上属于承揽合同，但由于标的物的本质差别，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立法实践中，都是将其作为两种不同的合同区别对待，法律规则大不相同，不可混为一谈；第三，留置权以债权人对标的物的占有为成立要件和存续条件，而承包人在交付工程后已不再占有标的物。所以，《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权利不应定性为为法定留置权。

　　二是法定抵押权说。此观点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梁慧星教授为代表，其在2000年12月1日《人民法院报》理论专版发表的《第286条的权利性质及其适用》一文中将此权利认定为法定抵押权。据介绍，合同法起草于1993年，当年10月，包括梁慧星教授在内的8位民法学专家拟定的合同法立法方案，针对社会上严重存在的拖欠工程款问题，规定“为保护承包人的利益，可规定承包人对建设工程有法定抵押权。”据此，，该条从设计、起草、讨论、修改、审议以及层层通过，始终是指法定抵押权[2]。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该权利符合抵押权的从属性、不可分性、追及性、优先性等一般特点，区别仅是这种权利不需要登记，而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笔者对此观点不太认可，因为：第一，《合同法》第286条并没有抵押权的文字表示，将其说成是抵押权，过于牵强；第二，根据我国现行《物权法》的规定，以不动产为抵押物的，抵押权的设定必须经过登记才能成立。《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不需登记便自然设立显然与抵押权的成立条件不符；第三，抵押权不需转移占有，而建筑工程在交付之前，一直处于承包人的占有之下，这也不符合抵押权的特点。

　　三是法定优先权说。此观点为目前通说，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所谓优先受偿权，亦称优先权，是指由法律规定的特种债权人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或者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3]。它是出于保障人权、实现公平和对经济弱者以特别保护以及保护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经济秩序等立法政策上的考虑，通过法律的直接规定，作为债权人平等原则的一种例外，对特定债权给予特别的保护[4]。从该条法律规定的立法背景和立法目的看，确定其为法定优先权既体现了《合同法》第286条的立法目的，也为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肯定。如200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在这里已经将此权利定性为法定优先权，该条规定也符合优先权的特征。第一，优先权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而不是由当事人自己约定的[5]。《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承包人在工程的折价或拍卖价款中优先受偿，就直接规定了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不需要以登记为成立要件；第二，优先权具有排他性。优先权大于一切债权、物权，这是各国法律对优先权的共同规定。如对同一标的并存有一般债权、约定抵押权、留置权、优先权的情况下，以优先权优先[6]。《合同法》第286条规定如发包人拖欠工程款，承包人可在该工程的折价、拍卖款中优先受偿，具有排他性；第三，优先权请求的受偿标的物具有确定性。如《海商法》规定的船舶优先权主张的标的仅限于船舶所有人的船舶，而不是其所有财产，《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也只是承包人所建的工程，也不是发包人的其他财产，所以将该权利认定为法定优先权比较合理。

　　2、何种权利优先无法确定

　　对《合同法》第286条的权利性质认定，无论是理解为法定留置权，还是理解为法定抵押权，或者理解为法定优先权，都将会遇到一个法律障碍，即与约定抵押权的冲突。在《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优先受偿原则即优先权与约定抵押权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应当由那一种权利优先?法律界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一是约定抵押权优先说。此种观点认为，不论是法定抵押权还是法定优先权，都不需也没有进行登记、公示，第三人很难知道。而约定抵押权大多经过了登记、公示，据《担保法》第54条规定：“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所以，应当由约定抵押权优先。

　　二是法定优先权或法定抵押权优先说。此说认为，《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优先权应当优先于约定抵押权优先受偿。否则，会出现发包人于法定权利设定后，再在标的物上设定约定抵押权，使法定优先权或法定抵押权无法实现，从而出现承包人在主张工程款给付的诉讼中赢得官司拿不到钱的情况。
三是平衡说。此种观点认为，在法定优先权、法定抵押权与约定抵押权之间，很难说哪一种权利更优先，这两种权利都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故应依其设立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确定。这种观点，看似不偏不倚，但在实践中却无法掌握，可能出现两种极端。如果认为《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优先权是自发包人与承包人订立建筑工程合同之时成立的话，那么发包人以该工程的土地使用权或者在建工程为抵押的约定抵押权永远处于法定优先权的成立之后；如果认为该法定优先权直到工程竣工、发包人欠付价款之时才成立，那么，法定优先权则永远落后于约定抵押权，二者必居其一。

　　3法律规定相冲突

　　关于《合同法》第286条的权利性质以及该权利与他权利的优先比较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争鸣意见，根本原因在于这一规定与其他的法律规定相冲突。

　　（1）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冲突。我国《民法通则》第3条、第4条规定了平等、公平原则，这是我国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一切民事活动都应遵循这一原则。然而，《合同法》第286条的规定，仅仅保护了某一特殊群体，显然与平等、公平原则相冲突。例如，某开发商为了建设一商场与商品房合二为一的大型商城，以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先向甲银行贷款启动资金，再与乙建筑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动工后又以在建工程作抵押，向丙银行贷款，楼房建至一半时，又向丁某等众多购房户预售了商品房。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该开发商既未给付工程价款，也未清偿贷款，购房者亦未如期入住。于是，甲、乙、丙、丁都将某开发商告上法庭。按《合同法》第286条的规定乙建筑公司对该建筑工程有优先受偿权，而甲、丙、丁则无法向该建筑工程主张权利，其结果显然与民法所确定的平等、公平原则相悖。

　　（2）与《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物权抵押登记制度相冲突。《物权法》第187条明确规定了以建筑物及其他地上附着物等财产作抵押的必须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这一规定表明，对法定的五种财产进行抵押的，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才能设定抵押权，未经登记抵押权不能产生。而《合同法》第286条规定承包人在发包人拖欠工程价款时，无需登记则可优先受偿，如果这种优先受偿是一种法定抵押权，那么这种法定抵押权与《物权法》第187条规定严重冲突，将会否定我国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生效制度。

　　（3）与《担保法》规定的“先于受偿权”相冲突。《担保法》第54条规定：“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这个“先于”的权利不是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是法律规定的，是一种法定权利；《合同法》第286条规定承包人未经登记则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也是一种法定权利。“先于受偿”与“优先受偿”这两个法定权利仅字义表述不同，其性质并无区别。但如果将这处于两个同一层次的不同法律规定运用在同一标的物时，将很难做出评判。

　　（4）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批复相冲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的规定,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而交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房款的购房人的利益又优先于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按此批复，存在以下两方面的矛盾：其一，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房地产抵押权的矛盾。虽然《批复》中规定,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实现。但由于法律用语模糊,对该优先受偿权的性质、实现范围以及实现程序等均未作出规定,导致该条款的操作性很差,在司法实践中实现该权利非常困难,并且在银行贷款的实务中,银行可能会要求前来贷款的开发商出具建筑商提供的自愿放弃《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优先受偿权的声明,并将其作为发放贷款的条件。由于开发商与建筑商联系紧密,并且开发商常常将提供该声明作为招标投标的隐蔽条件,因此,建筑商放弃该权利已经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业惯例”,从而使建筑工程优先受偿权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其二，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商品房期待权的矛盾。《批复》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且不说该规定使用“大部分款项”这一模糊用语可能造成实践中处理标准的不统一,就商品房预售的实际操作过程来看,无论是一次性付款还是采用按揭抵押贷款形式付款的预购人,由于他们已经支付全部款项,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而这两种付款方式是房地产预售付款方式的主流,在此情形下,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实质上是一项被架空的权利。

　　4、司法实践难操作

对人民法院实行垂直管理的理性思考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加快，依法治国方略日渐深入人心。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构建我国加入WTO后与之适应的完善的法制体系，人民法院响亮提出了“提高司法效率，追求司法公正”的最高目标，并为之而进行了一系列的内部改革。纵观近期各地法院进行的审判长选任，明确合议庭职责，强化法官风险责任，加大案件执行力度等方方面面的改革举措，勿容置疑地在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笔者认为，如果不对现行法院外部的管理体制“开刀”，即使对法院内部的管理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其结果是滞后的外部环境会严重制约法院内部的改革进程，从而导致人民法院“追求司法公正”的目标收效甚微。鉴此，本文试从法院现行管理模式的弊端为契点，提出人民法院实行垂直管理的初步构想。
一、依法治国方略对人民法院寄予厚望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是对人治的摒弃，对法治的肯定。对依法治国的内涵，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作出了这样的诠释：“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仔细品味这一句话，共有五个：“法”字，其实质就是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全国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一切活动，即依法治国的主体（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核心就是严格依法办事，树立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极大权威性。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属依法治国管理层次的主体，通过受理审结、执行大量的刑事、民事、行政、执行案件，打击犯罪分子，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集体、个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维护法律的极大权威性，确保社会长治久安，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所以，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党和人民对人民法院寄予厚望，人民群众总是希望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总是希望通过公正透明的审判活动，使正义得到伸张，邪恶得到惩治，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在安定团结的环境里同呼吸，求发展。
二、目前法院分级管理的弊端
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期望值是：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把法律视为自己的“保护神”。但另一方面，由于受执法环境的制约，特别是受管理体制的制约，人民法院作为执行法律的审判机关，在案件的受理、审结、执行等环节有时不得不三思而“判”，三思而“执”，法律的威严和公正被“打折”，成为久治难愈的“老毛病”。这里所讲的管理体制是指法院外部司法管理体制：即分级管理和垂直管理。众所周知，目前法院实行的是分级管理体制，即最高法院、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基层法院按级别高低，隶属中央级、省级、县级党委领导，法院领导由同级党委挑选和管理，由同级人大选举任免，法院的人财物由同级财政部门掌管。多少年来，分级管理体制日复一日地运行，法院以追求办案质量和工作效率的的内部改革一浪高过一浪。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形势的发展，法院分级管理的弊端日益凸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分级管理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
在分级管理体制中，地方政府同人民法院有人说是“锅”和“碗”的关系，也有人说是“哥”和“弟”的关系：“锅”比“碗”大，“弟”比“哥”小。在司法活动中“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弟弟要看哥哥脸色行事”也变得自然而然。在案件的受理、裁判、执行不得不权衡斟酌，要向有关部门多请示、多汇报。于是，人民法院，或者说地方法院就变成了地方的法院。有些部门和领导以服务地方经济为由，干预法院的办案，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现象普遍存在，我们把这种权力视为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保护伞一点也不夸张。在审判实践中，一些地方领导出于维护本地区利益为目的，置国家法律和案件事实而不顾，偏袒本地当事人，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法院的审判工作以“指导”为名，就某一案件而言，是否受理，怎样审结（是判决还是调解，怎样执行等环节），要求法院向其汇报指示，法院难以抵制地方官员的压力，从而导致执法不公。比如对外地当事人起诉的案件不及时立案，对涉及本地当事人的案件则争夺管辖权；对外地法院到本地的执行工作消极配合，对外地当事人胜诉的判决和调解，不予执行甚至刁难，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作怪，导致本地当事人不愿到外地打官司，即使理直气壮胜诉，也对执行不到位无可奈何，“赢了官司赔了钱”大有人在。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统一的市场将被分割和垄断，同时也严重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损害了法院的形象，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审判制度的依赖。
（二）分级管理破坏法律的尊严
法律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按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但地方法院的“帽子”、“车子”、“票子”都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不受外界干扰变成一句空话。目前，法院的组织关系，人事管理、办案经费、干警的福利待遇等，均由地方管理。有些时候，法院只能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难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要实现“中立、平等、透明、公正、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观念，以下三个条件缺一不少，一是独立审判，法官除向法律负责外不向任何机关和领导负责，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二是只接受监督不接受命令；三是建立完善错案追究制，无情淘汰循私枉法、素质低下的法官。目前法院的分级管理体制，实质上就是法律权威与个人权威并存的体制。所谓法律权威是指法律在一个社会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崇高的威望，得到普遍的遵守和广泛的认同；法律在调控社会生活方面发挥基础和主导的作用，其他社会规范在法律的统帅下发挥作用。法律的权威性要求任何政党、团体、国家机关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法律的权威性要求权力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来源于法律，并依法行使。树立法律的权威，就是要消除任何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形成法律支配权力的权力运行秩序。所谓个人权威是指某个人或某个组织中的个人因其手中掌握的权力，所处的地位，或对社会和组织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个人的品格和才能，而对社会、国家事务或组织内部事务享有的绝对的决断权和影响力。法律权威是一种制度的权威，而个人权威是一种角色的权威。法律的权威和个人的权威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权威，在同一社会形态中两者不可能同时并存。而法院分级管理中暴露出来的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的碰撞，直接导致一些地方领导擅自行使个人权威，公然置法律权威于不顾，或制订各种土政策，支持、包庇、纵容本地违法犯罪行为，或以各种借口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同时也导致一些执法机关把执法与经济利益挂钩，大搞利益驱动，对有利可图的案件争着办，对无利可图的案件无人办，极大地影响了法律的全面贯彻和执行。法律制定出来而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其危害性比没有法律更甚，如果人民群众不把法律视为神圣，不去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他们可能会参与各种帮派、邪教活动，通过非法渠道解决纠纷，制造事端，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甚至被反动势力所利用，拉帮结派，像法轮功邪教组织一样，灭绝人性，制造惨案，颠履人民民主专政，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这种法律信任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应该引起我们党和政府的高度警惕和重视。
（三）分级管理导致法院管理行政化
法院是审判机关，不是行政单位，有其相当的地位。法律明确规定：法院、检察院是我国的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双重身份。现实中感到无奈的是，法院不光是视为行政单位，而且还被行政管理。首先在法官的任命上，除少数法官由国家任命外，大部分由地方任命，削弱了法官的地位。从世界各国来看，法官大部分由国家任命，而不是由地方任命，国家任命的法官的主体地位较高，有利于法官增强国家荣誉感，有利于从职级上防止地方势力干扰，有利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其次法官的工资、福利待遇套用公务员序列，无法走“高薪养廉”之路。法官等级评定后，仍然按科员、副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等行政级别享受待遇。少数基层领导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但为了获得诸如副处、正处等行政级别，也可通过地方党委、人大、组织部门进入法院，名正言顺地成为法院领导。再次是当地党委政府将法院当作自己的一个部门看待，将法院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法院没有较好宽松的执法环境。当地党政可以随时调动法院干部下乡下基层，突击诸如选举、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具体的行政事务，少数法院领导平时疲于应付各种大小会议和工作检查，为“票子、车子、房子”不得不上下协调关系，分散了抓审判和执行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法院管理行政化，导致办案主动性较差，办案效率不尽人意，法院队伍整体素质提升缓慢。
(四)分级管理面临WTO挑战
二000年六月下旬，由国家法官学院主办的中国与加拿大高级法官培训项目第五次联合研讨会及“WTO与司法机构”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在发言中明确指出，目前要改变司法权严重割裂的现象，要强调法院垂直领导的必要性，从根本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积极应对WTO。我国加入WTO后，对司法审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将增加，新类型案件大量出现，面临的工作压力进一步加大。首先，各类含有涉外因素的案件迅速增加。内外交往增多，人员和商品跨国界流动更加频繁，必然导致各类涉外案件如涉外侵权、外商投资、国际货物买卖、涉外犯罪、涉外婚姻家庭及海事海商案件的增加；其次，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和社会发展更趋活跃，民商案件将大幅度上升。各种改革和发展中的新旧矛盾进一步显露和激化，纠纷将层出不穷，当事人肯定会更多地借助法律途径来解决争议，各类国内破产、合同、债务、劳务、知识产权、继承、婚姻家庭等国内案件数量也会不断上升。ＷＴＯ规则要求我们的司法工作必须坚持透明度原则、审判独立原则和法制统一性原则，W T O规则体系对成员国的执法程序提出了公平、公正、简便的要求：（1）平等的主体观念。加入WTO后，各缔约方企业将依照国际经贸规则在我国享有“国民待遇”，他们在经贸活动或参与诉讼中，都应一律与我国企业平等对待。人民法院对涉外案件从立案审理到判决执行，从实体到程序，都要依法、平等地保护境内外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彻底革除各类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2）平等的法律适用观念。各级法院审判人员既要立足维护我国的司法主权和国内法律适用，学会正确运用冲突法规则，扩大我国法律的适用范围，同时还要有国际化、全球化的观念和长远眼光，尊重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在我国承担国际义务的领域，积极、正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外国法。（3）辨证的司法公正观念。司法公正是法律适用的公正，包含了在特定法律体系中对受法律保护和管辖的所有主体平等对待的内涵。涉外案件中的司法公正辨证地统一于保护我国国家、组织、公民权益和尊重国际义务、尊重外国人权益的具体活动之中。人民法院要依法保护国内外当事人和适用国内外法律和国际条约，在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领域内体现司法公正，体现司法作为解决争议最后途径的功能。加入W T O 后，人民法院具体的应对措施是：（1）增强司法的独立性。一是审判权的独立，即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官在判案时，不受外界的干涉；二是保证审判主体的中立。即从制度上确保法官的中立，避免法官既是证据调取者，又是审判指挥者和案件仲裁者，寻求控、辩、审三方力量的平衡。（2）维护司法权的统一性。为实现司法公正，需要改革现有的法院设置和司法行政管理体制，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和财政体制等方面使地方法院尽可能地减少对地方政府的依附。（3）确立司法的权威性。在我国，目前行政权的作用范围远远大于司法，行政的权威大大高于司法，这与法治的目的是冲突的。要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提高法院的地位，司法应成为解决争端和讼案的最彻底、最具有约束力的裁判方式，法院应成为处理国内和涉外纠纷的主要的和终极的机关。政府行为和私人行为对法律依赖要转化为对法院的依赖，法院应成为督促行政机构和个人严格守法的机构，承担起保护弱者，制约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神圣职责。显然，人民法院现行的分级管理体制，远不能适应W T O规则，面对挑战，只有改革才有出路。
三、垂直管理的构想
在探索法院司法管理的进程中，是实行分级管理还是垂直管理众论不一。有人认为，搞垂直管理就是脱离党的领导，搞独立，这一思想成为构置法院实行垂直管理的思想障碍。笔者认为，要站在实践“三个代表”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快依法治国进程的高度，摒弃这种错误思想，构建人民法院垂直管理体系。
（一）垂直管理本质上是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这一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对人民司法工作同样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其实早在19 57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就提出要力争法院“干部的垂直领导管理”。事实上在19 57年前，法院系统就是实行的“条条”领导的垂直领导管理模式。1957年，毛泽东主席决定下放中央权力，作出了“五七”指示：除银行等部门外，凡中央政府各部包括法院、检察院设立在各地方的下级单位划归同级的地方党委领导，不再接受上级业务部门领导(人们把这种领导方式称为“块块领导”)，这种“块块领导”的方式延续至今。应该说“块块领导”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法院系统之所以要实行“条条”领导即垂直管理，是由其本身固有的性质、功能，运行规律和特征决定的。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它的运作及其功能的发挥要求有能保障其高度自治的外部制度环境。现行法院实行的“块块领导”体制是不科学的管理方式，实践证明存在很多弊端。目前，银行、工商、国家税务、技术监督等部门实行了垂直领导。考察现代西方法治国家法院，多是实行垂直领导，这说明人民法院实行“垂直领导”是可行的。实际上，改“块块领导”为“条条领导”，本质上都是党的领导，而绝不是脱离党的领导。而且“条条领导”后党的权力更加高度集中，在司法改革实践中更加丰富和发展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二）垂直管理的内涵。法院实行垂直管理的司法体制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有利于消除司法腐败，维护公平与正义，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维护法制的权威与统一，发挥法院的正常功能。垂直管理的内涵是：法院的人、财、物由中央统管。首先是全国各级法院人事管理由中央和法院党委主管，即最高法院党委成员由中央选任管理；高级法院党委成员由最高法院党委主管；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党委（组）成员由高级法院党委主管；其次是各级法院的办案经费单列，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由国务院拨发，由最高法院统一支配和管理。由此可见，人民法院实行垂直管理都是一级服从一级，最后全部统一服从中央。垂直管理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而不是脱离党的领导，更不是削弱党的领导。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掌握了法院的人事大权和经济命脉，人民法院就好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样，任他东西南北风，咬定“公正”不放松，在民主与法律的百花园中，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朱向阳
e-mail:zhuxiangycq@sohu.com
邮编：408300）
参考书目: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2.《马格斯恩格斯全集》
3. 中国法制出版社《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
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法理学》
5.《法律图书馆》网www.law-li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