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200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2003年3月6日在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财政部部长 项怀诚
各位代表：
受国务院委托，我向大会提出200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200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圆满完成，中央财政赤字控制在预算确定的数额之内
2002年，是我们国家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热情。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方针和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财政经济工作的各项要求，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趋缓的不利环境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央和地方预算也都圆满完成。
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下同）18914亿元，比预算增加899亿元，比上年增加2528亿元，增长15.4%。全国财政支出22012亿元，比预算增加899亿元，比上年增加3109亿元，增长16.4%。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3098亿元。
中央财政总收入11020亿元，比预算增加374亿元，比上年增加1248亿元，增长12.8%。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收入10390亿元，比预算增加348亿元，比上年增加1208亿元，增长13.2%；地方上解中央收入630亿元，比预算增加26亿元。中央财政总支出14118亿元，比预算增加374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支出6756亿元，比预算增加343亿元；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7362亿元，比预算增加31亿元。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3098亿元，与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预算赤字3098亿元持平。
地方财政总收入15886亿元，比预算增加582亿元，比上年增加2081亿元，增长15.1%。其中，地方财政本级收入8524亿元，比预算增加551亿元，比上年增加1320亿元，增长18.3%；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7362亿元，比预算增加31亿元。地方财政总支出15886亿元，比预算增加582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本级支出15256亿元，比预算增加556亿元；上解中央支出630亿元，比预算增加26亿元。地方财政收支保持平衡。
另外，中央财政债务收入5679亿元，与预算持平。其中，用于偿还国内外债务本金2563亿元，弥补当年财政赤字3098亿元，补充中央财政偿债基金18亿元。2002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999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999亿元。
上述预算执行数字，在中央和地方决算编制汇总后，还会有些小的变化。
过去的一年，各地区、各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围绕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预算和财政工作目标，努力开拓，顽强拼搏，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大力整顿财经秩序，各项财政工作进展顺利，较好地促进了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
狠抓增收节支，确保了圆满完成预算。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我曾报告，2002年预算执行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在收入方面，主要是增收的特殊性因素减少，而减收因素又比较多，比如：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关税总水平由15.3%下调到12%；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4‰（A股）和3‰（B股）统一降为2‰；金融保险营业税税率，由7%下调为6%；停止实施国有股减持政策等。在支出方面，一些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增加，必须予以保障。预算执行过程中，部分收入项目的执行情况比年初预计的还要困难，致使财政收支尤其是中央财政收支，一度出现收入增长大大低于预算、支出增长大大高于预算的严峻局面。针对这一形势，2002年5月份，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增收节支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增收节支的要求和措施。2002年9月份，为了巩固和发展全国财政收支情况渐趋好转的势头，国务院再次召开了全国增收节支工作会议，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增收节支工作的措施和新要求。财政部密切跟踪预算执行情况，通过多种形式，组织财政系统分析、研究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变化趋势，加强情况交流和信息沟通，督促检查各地的增收节支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对此也十分重视，迅速制定和落实行之有效的措施，堵塞收支管理漏洞，消化部分减收增支因素，使全国财政收支形势进一步好转。2002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3.4%，全国财政支出增长23.9%。二、三、四季度，收入增幅分别提高到14.4%、14.3%和27.3%；支出增幅分别降为13.6%、17.3%和14.7%，从而保证了全年预算的圆满完成。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的有关规定，并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2002年中央财政超收收入374亿元，用于增加公路建设支出和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一情况，已按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过书面报告。地方财政超收收入由地方安排使用，主要用于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解决欠发工资等。
调整支出结构，确保了各项重点社会事业发展的资金需要。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各地区、各部门在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同时，集中财力保障重点支出。一是向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倾斜，帮助他们解决基本生产、生活问题。在继续做好“两个确保”和“低保”工作的基础上，从2002年7月1日起，再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并重点照顾退休早、基本养老金偏低的老工人、军队转业干部、原工商业者；再次提高了在乡老复员军人优抚待遇和建国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退休待遇水平；为支持87户国有企业依法实施关闭破产，保障这些破产企业涉及的38万职工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及时安排了补助资金。2002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达到1362亿元，比上年增长38.6%。与此同时，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了社会保障资金的征管和监督，改进了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办法，健全了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管理制度。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的改革试点省份达到16个。此外，还积极参与并支持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以及辽宁等地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试点工作，促进了改革的顺利实施。据统计，截止2002年底，全国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基本做到了按时足额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由1998年底的184万人，增加到2002年底的2060万人，维护了社会稳定。二是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促进农村的发展和稳定。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地区农民负担平均减轻30%，有的地方还要多一些。这项改革被广大农民誉为“德政工程”。2002年，中央财政为此给试点地区的转移支付补助资金达到245亿元，保证了试点地区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支持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对稳定和减轻农民负担，理顺农村经济关系，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2年全国财政用于支援农村生产、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方面的支出达到1088亿元，比上年增长18.6%。同时，增加了用于农村扶贫、农村电网改造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改善了农村生活和生态环境，维护了农村稳定。三是向科技教育倾斜，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2002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72亿元，重点支持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知识创新工程和国家“863”计划，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科技整体水平。继续执行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政策，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了教育投入，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达到2640亿元，比上年增长19.6%，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进行了中小学危房改造，促进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其他各项重点支出也得到了较好保障。
积极采取措施，确保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顺利推进。为进一步实践“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完善财税体制，缩小地区财力差距，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国务院决定，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为此，财政部多次征询地方意见，检查确定基数，完善配套办法，指导督促落实。各地区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讲政治、顾大局，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认真贯彻国务院的决定，为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做出了重大贡献。2002年中央财政因这项改革增加的收入约124亿元，按规定全部用于对地方、主要是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结合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中央财政在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转移支付制度，增强了地方财政的资金调度能力；许多地区还积极调整和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加县乡等基层财政的可用财力。这些措施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改善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欠发工资的状况。截止2002年底，全国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中25个已做到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其余11个虽仍有欠发当年国家统一规定工资的情况，但数额减少到17亿元，占同期应发工资总额的0.4%，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8亿元。
继续深化改革，确保了预算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财政改革政策性和技术性很强，直接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和规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财政改革，各级人大也加强了对财政改革的督促指导，各级财政部门不断改进服务，扎实组织实施，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2002年，按照收支脱钩、收缴分离的要求，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海关总署等34个中央部门，率先进行了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试点，各地也普遍加大了这项改革的工作力度。试点部门主动适应改革需要，积极转变职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乱收乱罚现象明显减少。2002年中央各部门和省直各部门，都已按照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编制了部门预算，部分市（地）、县（市、区）也在积极抓紧这项改革，提高了预算编制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公开性。2002年，在推进和规范6个中央部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试点扩大到了38个中央部门，试点地区也由2001年的2个扩大到9个。同时，在15个中央部门又进行了国库集中收入制度改革试点，从而使其所有财政性资金收支，都纳入了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保障了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行，减少了“中转”环节，实现了收入“直达”国库，支出“直达”商品和劳务的提供者，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2002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超过1000亿元，比上年增加340多亿元，资金节约率一般在10%以上。随着《政府采购法》的出台，政府采购工作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不断增强。另外，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可以适时监控财政资金运行的“金财”工程，进入正式实施阶段。这些改革，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管理的规范化和现代化。
各位代表：
回顾过去的五年，与全国其他行业一样，财政工作也取得了新的成绩，国家财政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健全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国家财政实力显著壮大。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18914亿元，比1997年增加10263亿元，增长1.19倍，年均增加2053亿元。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7年的11.6%，提高到2002年的18.5%，平均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二是转移支付规模迅速扩大，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02年，中央财政本级支出6756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30.7%，如果剔除将国债付息支出列为经常性预算支出这一不可比因素，按可比口径计算为28.5%，比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时的1994年的30.3%下降1.8个百分点。说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中央财政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地方。2002年除税收返还3014亿元和体制性补助323亿元外，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4025亿元，是1997年的6.1倍，年均增长43.4%，转移支付绝大部分用于中西部地区，对支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长治久安，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三是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较好地服务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特别是大幅度增加了社会保障、科技教育、农业、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领域的投入，较好保障了国有企业、社会保障、粮食流通、金融等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2002年，全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科技教育和农业方面的支出，分别是1997年的9.5倍、2.3倍和1.9倍，年均增长56.9%、17.7%和14.2%。2002年底，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月人均基本工资水平，比1998年翻了一番。五年来，中央财政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在收支矛盾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着眼长远，已积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1242亿元，为应对不测提供了重要的财力保障。四是财政宏观调控作用明显增强，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扩大内需的方针，认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累计发行建设国债6600亿元。同时，改革财政宏观调控方式，综合运用建设国债、税收、贴息等各种财政政策工具，并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扩大投资与刺激消费并重，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虽然中央财政因此增加了赤字、债务规模有所扩大，但这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能够承受和控制的，更是值得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有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人民生活的明显改善，尤其是建设国债有效地带动了各方面的投入，项目投资总规模达到3．28万亿元，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中央关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决策，是非常必要和完全正确的。五是财政管理日趋规范，依法理财水平不断提高。五年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决定、决议精神，以及全国人大及其有关机构提出的改革要求，进行了一系列财政改革，并且范围不断拓展，措施不断完善，内容不断深化，初步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与此同时，财政法制建设步伐加快，形成了以《预算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和财政规章等为基础的财政法规体系框架，并按照《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要求，严格财政执法。财政改革和财政法制建设的相互促进，把公正、公平、公开等市场经济原则，逐步贯穿到财政工作各方面，推动了财政管理的规范化，依法理财达到了新的水平，对转变政府职能、推动依法治国、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在看到财政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财政收支矛盾仍然比较尖锐。随着财政收入规模的扩大，今后财政收入继续大幅增长的难度加大，而财政支出刚性很强，偿债进入高峰期，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又对财政提出了更高要求，财政收支压力居高不下。二是财经秩序混乱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观。做假账、偷逃骗税以及财政资金使用过程中的铺张浪费等现象还比较严重。三是财政改革进展不平衡。完善措施、消化矛盾、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四是部分地区基层财政比较困难。尽管中央财政采取了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一系列措施，仍有部分地区的基层财政运行比较紧张，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国家规定工资。上述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通过不断深化改革、规范管理等措施，着力加以研究解决，争取尽快取得明显成效。
二、认清形势，服务大局，积极稳妥安排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200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要一年。当前，我国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明显改善，对外开放程度继续提高，经济发展的活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进一步凝聚了党心、民心，必将为2003年及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国际经济的不确定因素较多，部分地区局势紧张，对国际油价和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尚难准确预料。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经济自主增长的内在机制还不健全，保持出口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农民收入增长依然缓慢，就业形势严峻，再就业压力加大，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市场经济秩序也需要继续整顿和规范。
基于这一形势，根据党的十六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03年中央预算安排的指导原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严格收入征管，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继续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技教育、社会保障、西部开发、改善人民生活等重点支出的保障力度，一般性支出实行零增长；深化财税改革，整顿财经秩序，推进依法理财。
按照上述原则，综合考虑影响中央财政收支的主要因素，国务院编制了2003年中央预算草案：
中央财政总收入11940亿元，比上年增加575亿元，增长5.1%（为便于比较，计算增长率时已按照所得税中央与地方六四分享方案对2002年执行数作了调整，下同）。其中，中央本级收入11333亿元，增加598亿元，增长5.6%；地方上解收入607亿元，比上年减少23亿元。中央财政总支出15138亿元，增加675亿元，增长4.7%。其中，中央本级支出7201亿元，增加445亿元，增长6.6%；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7937亿元，增加230亿元，增长3%。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3198亿元，增加100亿元。赤字加上到期需归还的国内外债务本金支出2956亿元，中央财政债务收入6154亿元，增加475亿元。加上代地方发债250亿元，债务总规模为6404亿元。
代编的2003年地方财政总收入17105亿元，比上年增加1219亿元，增长7.7%。其中，地方本级收入9168亿元，增加989亿元，增长12.1%；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7937亿元。地方财政总支出17105亿元，增加1219亿元，增长7.7%。其中，地方本级支出16498亿元，增加1242亿元，增长8.1%，上解中央支出607亿元，比上年减少23亿元。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20501亿元，增加1587亿元，增长8.4%。全国财政支出23699亿元，增加1687亿元，增长7.7%。
编制2003年中央预算草案时着重考虑的因素是：
切实贯彻“两个务必”要求，一般性支出原则上实行零增长。2003年需要保障和增加的支出项目较多，中央财政收支矛盾比较尖锐，而目前一些机关事业单位还存在比较严重的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花钱的现象，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为了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03年除重点支出项目外，其他各项一般性支出（不含调整工资的增支）原则上维持2002年的水平，实行零增长。这是2003年中央预算安排确定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财政工作深入贯彻务必保持艰苦奋斗本色要求的具体体现。
政策上调减收入，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为切实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再次自主降低关税税率；为促进金融保险业的改革和发展，继续下调金融保险营业税税率一个百分点；为支持西部大开发、促进再就业，进一步实施和落实相关优惠财税政策。上述政策将影响财政增收。另外，考虑到企业上缴税收受应税产品价格下降等因素制约，从价征收的一部分税收难有高的增长；以前年度有些特殊性增收因素的作用将明显减弱或消失；在分析2002年中央财政收入各项目增减变化情况和原因的基础上，2003年中央财政收入增幅安排5.1%。它虽然低于2003年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积极稳妥的。
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是应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保证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客观需要。2003年发行1400亿元建设国债，其中，1150亿元纳入中央预算，250亿元代地方政府发行。国债资金主要用于续建和收尾项目，并继续调整和优化国债资金使用方向和结构，重点向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经济结构调整、生态环境建设、中西部地区等方面倾斜。
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快速增长，国内可使用的资金比较充裕；市场物资丰富，物价处在较低水平；国际收支连年盈余，外汇储备较为雄厚；2003年的赤字水平和总体债务规模仍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再发行一定数量的建设国债，短期内没有大的风险。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积极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用发展的办法控制财政风险。
进一步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协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强化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不断缩小财力差距，努力满足基本社会公共服务需要，促进地区协调发展，2003年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除税收返还3404亿元和体制性补助326亿元外，拟安排对地方的转移支付4207亿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加140亿元。
加大重点支出项目的投入和保障力度，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一是大力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中央决定，除国债资金向农村倾斜外，2003年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央财政拟相应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305亿元，比2002年增加60亿元。另外，中央财政还将继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农村扶贫、良种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和监测体系、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等方面的预算安排，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二是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为切实解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将相应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包括：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提高部分建国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退休待遇水平和在乡老复员军人抚恤标准，增加支出84亿元；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翻一番政策，增加支出46亿元；落实再就业补助政策，增加支出47亿元。此外，拟继续安排企业依法破产补助资金110亿元。三是保障教育、科技等重点支出。教育、科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中央财政对教育、科技等重点支出，将继续按照有关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安排（含调整工资增加的支出）。同时，考虑到更好地保障公检法部门严格执法，以及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和改革监狱管理体制的需要，中央财政拟适当增加这些方面对地方的补助。四是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1999年以来，根据中央部署，已多次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对有效改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偏低的状况，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考虑到要优先解决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困难，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中央决定将原考虑2002年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的措施，推迟到2003年7月1日出台，预算相应安排调资增支资金。五是增加国防支出。为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提高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2003年中央财政拟安排国防支出1853亿元，增长9.6%。六是债务利息支出966亿元，增加284亿元。
三、积极开拓，艰苦奋斗，确保圆满完成预算
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03年的经济和财政工作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振奋精神，坚定信心，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积极应对困难和挑战，把各项措施想得周全一些，把各项具体工作做得扎实一些，在认真做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等工作的同时，狠抓以下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预算，促进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
依法加强收入征管，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2003年财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积极组织财政收入，为政权运转、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持。一是坚决维护税法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严格按照税法规定，继续清理现行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对执行到期的及时恢复征税，坚决制止擅自出台税收优惠或变相优惠政策的行为，绝不允许任何地方和部门越权减免税收。二是不断规范和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相关配套制度建设，着力解决少数私营企业主把个人消费列入企业成本、外资企业虚假亏损等逃避纳税问题，健全税制，堵塞漏洞，规范分配秩序。三是加强出口退税管理，完善出口退税机制。严厉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行为，提高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四是认真贯彻国务院“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方针。强化税收征管，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大力清缴企业欠税，切实加强各种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进一步挖掘增加收入的潜力，严厉查处应缴不缴行为，努力做到应收尽收。
强化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按照“压缩一般，保障重点”的原则，对工资发放、社会保障，以及科技教育、农业、环境保护等领域，不仅预算中要足额安排，还要保证资金落实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措施落实到位。一是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确保工资发放。除中央财政继续增加对困难地区和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及增资补助外，地方财政也要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增加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并完善工资统发制度，建立健全保障工资发放的有效机制，尤其是着力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发放问题。二是要切实做好“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工作，进一步衔接好“三条保障线”。依法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长期亏损、停产、半停产困难企业符合条件的在岗职工，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全面落实相关税费减免政策，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同时，着力帮助解决好老红军、老复员军人、伤残军人、烈属等重点优抚对象和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及农村“五保户”的实际困难，切实落实对义务兵家属的优待政策，继续协助做好转业复员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三是要认真落实支持西部开发的各项优惠财税政策，并加强监督检查，促进西部地区加快发展。
厉行节约，坚决制止铺张浪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管好、用好每一笔财政资金。一是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支出预算。2003年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需要增加的重点支出外，其他各项一般性支出实行零增长，地方财政也要按照中央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特别是要大力压缩会议、出国考察、招商和各种无实际效果的论坛、研讨会。二是继续从严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项目建设，对国家严禁开工建设的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财政停止一切形式的支持。三是积极支持各单位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挖掘机关事业单位在节能、设备配备等方面的节支潜力，努力降低机关运行成本。四是财政部门要带头执行各项财经纪律，并敢于管理，积极支持和配合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严肃查处各种挥霍浪费财政资金的行为。
继续深化财政改革，有效推动财政管理制度创新。要用改革的办法，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更好地解决财政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一是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积极推进农业特产税制改革，探索对农业和农民实行补贴的各种有效办法。二是继续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逐步规范政策外补贴和银行账户管理，改革和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三是扩大部门预算实施范围，继续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认真实施《政府采购法》，不断扩大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四是继续推进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2003年中央和地方实行所得税收入六四分成。五是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制度，重点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县乡财政实力，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六是加快“金财”工程建设步伐，推动财政管理的信息化。七是大力支持和配合国有资产管理、农村经济、金融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重大体制改革。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各级财政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观念，寓改革于服务之中。
整顿规范财经秩序，积极推进依法理财和诚信建设。依法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是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组成部分，是财政部门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关系到群众利益的保护，对在全社会确立和增强法制观念，加强诚信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整顿财政收支秩序。继续开展税收征管检查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收缴情况检查，整顿收入秩序，堵塞收入漏洞；加强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补助资金和政府性基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做好追踪问效工作，严肃惩处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资金按规定使用。二是深入贯彻《会计法》和《注册会计师法》，按照“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的要求，大力整顿规范会计工作秩序，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强化会计基础管理工作，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注册会计师等社会中介行业，逐步建立注册会计师诚信档案，推动全行业和全社会的诚信建设。三是完善财政监督机制，提高财政监督水平。四是加强财政法规体系建设，继续提高财政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
各位代表：
完成2003年预算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我们将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要求，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锐意改革，扎实工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贵州法学论坛征文
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探索与实践
尹科峰
（桐梓县人民检察院 贵州●遵义 563200）
[摘要]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缺乏具体法律规定，其试点工作推动过程中引发了颇多争议。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客观需要，是完善我国诉讼制度和法律监督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与国际交流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 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一、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
我国的公益诉讼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自1997年河南省方城县第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成功以后，贵州、黑龙江、江苏等地的检察机关相继进行了公益诉讼，但真正达到规模化的程度则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至今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的公益诉讼达百起[1]。到目前为止，公益诉讼呈现的类型有平等权与反歧视案件，如就业年龄、就餐身份歧视案、省籍地域歧视案；教育权案件，如民工子女学校案、义务教育收费案；环境保护案件，如300名青岛市民状告规划局批准在音乐广场建设住宅区案件；消费者权利案件，如三毛入厕案等。还有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垄断案件，确认婚姻无效等影响公序良俗的案件。
虽然，现在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了大量的公益诉讼案件，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由于缺乏法律明确的规定，使得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显得“名不正、言不顺”，陷入非常尴尬的困惑境地。现在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讨论如火如荼，有支持的，有质疑的，有提出建议的。不管怎样，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大胆尝试，为我国最终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司法实践资料，至少也是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况且，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来看，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公益诉讼充当的角色还很理想。
二、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正当性
从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司法制度来看，只有检察机关才能充当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角色。
（一）公益诉讼的界定
公益诉讼源于古罗马的法律制度，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都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为维护公共秩序提起公益诉讼，美国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出台标志着公益诉讼在美国的诞生，1914年美国的《克莱斯法》再次规定检察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另外，日本、德国等国家也有相应的规定[2]。
公益诉讼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一百多年，各国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无论从公益诉讼的起源，还是从有关国家的公益诉讼制度来看，公益诉讼实际上是一定的主体，依据法律规定，针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出诉讼请求，由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审判，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诉讼法律制度[3]。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公益诉讼与其它诉讼显著不同的地方是其中的权利义务连接点变成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当事人利益（直接利害关系”。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德国学家耶林这样解释：“公共利益在由个人接近权利实现的情形下，就不再仅仅是法律主张其自身的权威、威严这样一种单纯的概念上的利益，而同时也是一种谁都能感受得到，谁都能理解得到的非常现实、极为实际的利益” [4]。在当今的理论体系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解释和理论还有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公共利益必定是涉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显著特点是公共性。
由此，本文认为共诉讼应当包括以下几类：国有资产流失案、环境保护案、影响公序良俗案、破坏社会经济秩序案等。
（二）立法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关无法履行此职责
从我们国家现行的宪政体制来看，立法机关是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享有最高的立法权，通过立法将审判权、检察权、行政权分别赋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政府三个机构。从现行的体制和实践来分析，立法机关是监督机关，但它针对的仅仅是一般监督，无法对具体的案件一一进行个别监督，立法机关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行使具体的监督权。针对公益诉讼这样的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例，立法机关宜采取立法的形式，赋予某一特定机关独立行使，自身不宜参与。
根据法理学的观点，民事诉讼都是坚持不告不理、审诉分离的基本原则。在我国，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民事诉讼中，严格贯彻这一基本原则。如果将公益诉讼的职责赋予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将充当两个诉讼角色，自己诉讼，自己审判，这将严重破坏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无论如何，人民法院都是无法担当这一重任的。
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关拥有广泛的职权，其职责范围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公益诉讼中，其中很大一部分案件的被告就是行政机关。在我国各个地方、各个级别的行政机关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上级，那就是各级人民政府。如果将公益诉讼赋予某一行政机关，不管是新设立一个，还是在现有的行政机关中选择一个，都会形成是自家监督自家的情形，又会形成内部监督的模式。众所周知，内部监督模式是最无力的监督方式。所以，为了加大监督的力度，增强公益诉讼的效果，行政机关也无法充当公益诉讼的原告。
（三）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1、从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充当公益诉讼的原告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迄今为止，已出现的公益诉讼类型中，被告多是大型的公司、企业，还有就是行政机关，可以想象，能够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绝对不会是势力较小的组织或机构。而原告多是广大分散的人民群众，还有一部分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双方当事人处于极端的不平等的地位。即便有些受害方（有些公益诉讼根本就找不到明确的被害方）愿意并积极行使诉讼权利，难以排除某些个人产生“搭便车”的想法，使得司法实践中公益诉讼的参与度和执行效果并不理想。现在司法实践中，诉讼成本如此之大，诉讼风险也如此惊人，在面对诸如垄断、环境污染等大型案件时，有多少人会主动提起诉讼？所以，在实践中，存在不愿、不敢、不能等多种心理阻碍公益诉讼的发展。因此，如果仅仅依靠被害方行使诉讼权利，难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迫切需要明确一个具体的机构负担此重任。
2、从检察权的性质看，检察机关充当公益诉讼的原告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我国，关于检察权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主张行政权说，认为检察权就是行政权；二是主张司法权说，认为与西方的司法权一样，与法院共同行使，只是与其分工不同而已；三是主张行政司法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兼有行政权与司法权双重属性；四是主张法律监督权说[5]。
我们认为准确界定检察机关的性质应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司法宪政的特点出发。我们国家的宪政体制与西方的“三权分立”不同，因此不能把西方的理论生搬硬套。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监督权。这是我国最高法律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性，我们必须在这一基本背景下分析检察权的性质。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是一种广泛而又抽象的权力，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宪法的授权以保障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6]。在公益诉讼中，某些行政单位本身违法、某些组织机构不积极履行自身的职责，并因此造成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有违国家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而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包括对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的监督，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它本身并没有诉讼实体权利和自身利益，仅仅是一种程序性建议权，而不是实体处分的权能；它只是司法过程中的权力，而不是决定司法结果的权力；只是一种权力制约另一种权力的权力，而不是对另一种权力给与实际处置的权力；是一种必需通过具体诉讼程序而实现的权力[7]，这些性质决定检察机关完全符合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要求，也并不违背检察权的性质。从另一个侧面看，检察机关积极提起和参与公益诉讼，这正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建立法律监督权的初衷。
3、从法律移植的角度分析，检察机关充当公益诉讼的原告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法律移植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从另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或许多法律集团中输入的一种现象，是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种法律规则或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它所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法律移植的范围，一是外国的法律，二是国际法律和惯例，通称外国法[8]。从法制的现代化、法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对外开放等各方面来看，法律移植都有其必要性。
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已经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并且大部分国家将这一职权赋予检察机关，不管是社会效果还是法律效果都很理想。虽然，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并不足以影响法律移植。法律移植只是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我们要学会鲁迅的“拿来主义”，善于吸取各个国家的优势所在，创造性的适用，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实际的公益诉讼制度。
三、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范围与方式
为规范、完善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确保公益诉讼达到预定的目的，应对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范围和方式予以明确的规定。
(一)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范围
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范围应作严格的限制，否则在实践中将无法控制检察权的滥用和极易产生司法腐败。
前面已经谈到公益诉讼的界定，包括国有资产流失案、环境污染案、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案等各种案件，但并不是所有的这些案件都要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其中当事人可以自行诉讼的检察机关应尽量减少参与，以免检察权干涉私权。本文认为以下几种公益诉讼案件应当由检察提起、参与：1、无法确认受害方或受害方无法履行的公益诉讼案件。比如国家作为受害方，国家不能担任原告参与公益诉讼。2、受害方不愿、不敢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在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不敢提起、参与进来，使得诉讼无法正常开展。比如垄断案件，垄断案件的被告方多是实力雄厚、财大气粗的大型企业，那些小型的公司、企业根本就无法与之抗衡，要他们提起诉讼，无非是以卵击石，所以他们选择了不诉讼。3、受害方已经提起或参与进公益诉讼，但由于实际情况的制约，比如取证困难，受被告方制约等情况，使得诉讼无法继续进行的案件。除了上面几种情形之外，检察机关应秉着极其谨慎的态度提起、参与公益诉讼。
（二）)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方式
针对上文所讨论的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范围，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应秉着有利于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的初衷选择各种不同方式。因为在当前的公益诉讼中，存在多种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当事人也存在多种形式，各种阻碍公益诉讼的因素也多种多样。因此，检察机关应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式提起、参与公益诉讼。
本文认为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应当包括单独起诉、督促起诉和支持起诉等三种方式，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确保诉讼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对于受害人缺位或者无法履行原告权利的情形，检察机关应采取单独起诉的方式提起诉讼；对于当事人有条件履行原告职责却怠于履行，检察机关应采取发送检察建议的形式督促起诉，确保诉讼的顺利进行；对当事人处于弱势一方，无能力提起、参与诉讼，检察机关应采取支持起诉的方式参与到诉讼当中，提供法律帮助，保证诉讼的正常进行。
四、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完善
当前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存在于法无据的尴尬局面，为有效开展公益诉讼，在进行相关法律修改时，应着重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准确定位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地位和性质
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过程中对其所处的地位有以下六种认识：1、处于当事人地位；2、处于法律监督机关代表人地位；3、处于程序意义上原告人地位，同时负有法律监督的任务；4、处于社会公共利益代表人的地位；5、处于公诉人地位；6、处于国家监诉人地位[9]。
本文的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应当是正当行使法律监督职责，处于程序意义上的原告地位，与第三种观点有点类似。根据目前诉讼法通说，诉讼利益才是诉讼的根本，但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无任何实体意义上的诉讼利益，因此检察机关肯定不存在处于当事人地位。检察机关之所以能提起、参与公益诉讼，主要的原因是充当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当受害方怠于行使权利、无能力行使权利等情形发生时，检察机关以监督者的身份出现，监督、帮助或代替受害方提起、参与诉讼，正是其履行监督者的职权。但这只是引起诉讼的正常开始或继续进行，并无具体的诉讼利益，因此，检察机关只是处于程序意义上的原告。
（二）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诉讼权利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为了更加有效的履行自身的职责，提起、参与公益诉讼时，应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本文认为检擦机关单独提起诉讼时，享有一般的诉讼原告权利，比如调查取证权、撤回起诉权、申请财产保全、证据保全权、上诉权等。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时，应享有调查取证等支持、帮助当事人诉讼权、参与法庭辩论权、发表检察意见权等。检察机关督促起诉时，应享有宣读督促起诉意见书权等。同时，检察机关作为程序意义上的原告单独提起诉讼时，享有不被反诉等特殊诉讼权利。
[参 考 文 献]
[1]苗宏.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之我见[J].消费导刊，2007，（4）.
[2] 肖易村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之我见[J].检察实践，2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