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关于印发《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工作规程》的通知
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工作规程》的通知
2002年4月2日 财预〔2002〕97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人民团体，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解放军总后勤部，武警总部(指挥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进一步加强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以下简称限额预算)的管理，规范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在限额预算编报和执行中的行为，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确保外汇资金合理、合法使用，防止逃汇、套汇、骗汇等现象的发生，根据《非贸易非经营性外汇财务管理暂行规定》(1994年3月29日财政部令第7号)精神，制定本工作规程，请遵照执行。
附件：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工作规程
附件：
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
限额预算工作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和执行的管理，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根据《非贸易非经营性外汇财务管理暂行规定》(财政部令第7号)及相关法规制度，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非贸易非经营性外汇是指财政预算内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非贸易项下从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所需外汇的总称。
第三条 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项目包括驻外机构用汇、出国用汇、留学生用汇、聘请外国专家用汇、国际组织会费用汇、救助与捐款用汇、政治业务用汇、对外宣传用汇、股金与基金用汇、援外用汇、个人用汇、境外朝觐用汇和经批准的其他用汇。
第四条 财政部是全国限额预算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限额预算的下达和监督执行，并提供相关政策和制度保证。中央各部门、各地区财政厅(局)在财政部指导下，负责下属单位和本地区限额预算的管理。
第五条 中国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是限额预算拨付代理银行，负责办理限额预算的拨付与清算业务，确保限额及时拨付，并监督执行。
第二章 限额预算的编制及下达
第六条 每年10月15日前，财政部根据国家外汇收支管理规定和宏观财政政策取向，向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印发《关于编报年度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执行情况和下一年度预算的通知》。
第七条 每年12月15日前，中央各部门、各地区按照财政部《关于编报年度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执行情况和下一年度预算的通知》，根据当年限额预算预计执行情况、下一年度对外交流及业务发展用汇需要，向财政部报送本部门、本地区下一年度限额预算报告，限额预算报告分四个部分：一是当年限额预算预计执行情况；二是下一年度限额预算需求情况；三是本部门、本地区有关基础数字，包括驻外机构及人员数、出国人数、留学生人数以及购汇人民币资金的来源等；四是其他需要反映的问题。限额预算报告必须对预算比上年执行增减项目、增减数额及原因作详细分析说明，具体编报要求如下：
(一) 驻外机构用汇。基本支出根据本单位派驻境外的机构、人员及相关开支标准测算；项目支出要附项目可行性报告。
(二) 出国用汇。根据外事出访计划和国家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并考虑上年限额预算执行情况测算。
(三) 留学生用汇。根据派出留学生人数及国家教育部制定的留学生境外费用开支标准测算。
(四) 专家用汇。根据经批准的聘请外国专家的计划和国家外国专家有关生活待遇标准测算。
(五) 国际组织会费用汇。根据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组织应缴纳的国际组织会费比额测算。
(六) 救助与捐款用汇。根据经国务院批准的国际救助与捐摊款计划测算。
(七) 政治业务费用汇。根据政治业务用汇实际需要测算。
(八) 对外宣传用汇。根据对外宣传工作实际需要测算。
(九) 股金与基金用汇。根据我国在国际基金组织中所占的股金与基金份额测算。
(十) 援外用汇。根据国家的援外政策及本部门执行援外任务的实际用汇需要测算。
(十一) 个人用汇。根据计划出国人数及国家因公临时出国人员自费购汇标准测算。
(十二) 境外朝觐用汇。根据宗教团体组织穆斯林赴境外朝圣的实际用汇需要测算。
(十三) 其他用汇。指没有列入上述用汇的其他项目用汇，主要指用于教育、科研等工作需要购买设备、仪器、材料、图书以及租用国际卫星等用汇，根据实际用汇需要及相关标准测算。
第八条 下一年度2月底前，财政部根据中央各部门、各地区报送的年度限额预算，经过汇总、审核和综合平衡后，向国务院报送本年度全国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安排的请示。
第九条 年度购汇限额总预算经国务院批准后，财政部应于30日内将指标下达给中央各部门、各地区。
第十条 中央各部门、各地区收到财政部下达的限额预算后，原则上应于30日内向所属单位或地区下达限额预算指标。
第三章 限额预算的拨付和执行
第十一条 为确保正常用汇，在当年限额总预算未经国务院批准之前，根据中央各部门、各地区的申请，每年1月1日，财政部可以预拨本年度第一季度限额预算(原则上不超过上年执行数的1/4，专项支出根据实际需要核定)。
第十二条 根据外事工作进度、用汇需要和财政部下达的年度限额预算，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应于季度终了前10日内向财政部申请拨付下一季度限额指标。具体程序如下：
(一) 申请拨付限额
申请拨付限额时，须按规定格式填制“×××年第×季度购汇人民币限额申请表”(见附一)，由经办人、财务负责人及单位领导签字(或盖章)后，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两份报财政部。
(二) 核定拨付限额
1．财政部在收到中央各部门、各地区限额申请表后，应对用汇申请进行认真审核，包括用汇申请是否符合限额预算所规定的范围、申请额度是否在限额预算指标之内、申请手续是否齐全、是否按要求填报等。
2．财政部将经核定后的单位用汇数，填列在“×××年第×季度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申请表”中，加盖“购汇人民币限额专用章”，一份寄返用汇申请单位作记账用，一份留部存查。
(三) 通知拨付限额
1．对中央各部门的申请，财政部根据核定的限额数，填制“非贸易非经营购汇限额季度拨款通知书”(见附二)，一式两份，经办人和主管领导签字后，加盖“购汇人民币限额专用章”，一份送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通知其增加用汇申请单位限额，一份留部存查。
2．对各地区的申请，财政部根据核定的限额数，填制“非贸易非经营购汇人民币限额调拨单”，调拨单一式四联，由经办人和主管领导签字后，加盖“购汇人民币限额专用章”，转中国银行总行，由其具体办理银行间外汇划拨手续。调拨单第一联由中国银行总行在调拨后退财政部，第二联由中国银行总行留作付出记账凭证，第三联由中国银行总行寄调入银行作收入凭证，第四联由调入银行记收后退调入单位。
(四) 限额拨付时间
限额预算拨付的截止时间，年初预算项目为当年12月20日；追加预算项目，原则上不超过当年12月25日。
第十三条 为确保预算与执行的统一性、准确性及严肃性，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应严格按照经批准的限额预算及分项目额度使用，原则上各项目预算之间不得调剂使用，不得用其他项目用汇限额弥补出国用汇的不足。项目预算限额之间确需调剂的，调剂用于一般项目的，由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决定，并说明理由，报财政部备案；调剂用于出国用汇和个人用汇的，报财政部核批。
第四章 限额预算的追加
第十四条 年度限额预算经批准后，中央各部门、各地区不得突破，也不得随意申请追加。
第十五条 在年度限额预算执行过程中，确实需要追加的，中央各部门、各地区须向财政部报送申请追加限额预算报告，报告的内容应包括本单位的基本情况、年初限额预算安排情况、限额预算执行情况、申请追加限额预算的原因及申请追加限额预算的标准(或依据)等。
第十六条 申请追加限额预算报告的时间，除国务院特批事项外，原则上从下半年开始至12月15日止。
第十七条 财政部在接到中央各部门、各地区报送的申请追加限额预算报告后，按照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要求、年度限额总预算的平衡情况以及外事财务制度的规定，依据“保障重点、压缩一般、节约用汇”的原则，予以核复。
第十八条 限额预算追加指标的发文截止时间，原则上为当年12月25日。
第五章 限额决算的编报
第十九条 中央各部门、各地区于每年1月31日前，根据财政部《关于编报年度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执行情况和下一年度预算的通知》，向财政部报送上一年度限额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报告要对限额预算执行情况作详细说明，包括执行比预算的增减额、增减比例、主要原因等，并附执行情况报表和“预算内非贸易非经营购汇人民币限额支出签证单”(见附三)。
第二十条“购汇人民币限额支出签证单”是年终各用汇单位限额账与中国银行进行对账结算的重要凭证。按照规定，限额预算不能跨年度使用，年度终了后，银行要将各单位账户中结余的购汇限额全部注销，各用汇单位填写“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限额支出签证单”，经银行核对无误，加盖公章后，随年度执行情况一并报财政部。签证单中各项数字的截止日为每年12月31日。
第二十一条 购汇人民币限额签证单各栏数字应按下列口径填写。
(一) 拨入限额累计＝上级拨入限额累计数－转拨限额数(没有转拨限额的单位，只填拨入限额数)。
(二) 支出限额累计＝上级拨入限额累计数－转拨限额数－年末限额结余注销数(没有转拨限额的单位即为：拨入限额累计数－年末限额注销数)。
(三) 注销限额累计＝上级拨入限额累计数－支出限额累计数。
第六章 限额预算账户的管理
第二十二条 用汇单位购汇人民币限额账户统一设在中国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
第二十三条 中国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根据财政部门核定的开户名单为用汇单位建立账户。
第二十四条 限额账户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第二十五条 一级账户。各级财政部门在中国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设立的限额账户统称为一级账户。财政部限额总账户设在中国银行总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限额账户设在中国银行各分支机构。县(含县级市)原则不办理购汇人民币限额指标业务，如确有需要，要报上一级财政部门审批后方可开立账户。
第二十六条 二级账户。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中国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设立的限额账户统称为二级账户。
第二十七条 三级账户。一、二级账户以外的购汇限额账户统称为三级账户。下属单位多、用汇量较大的部门，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可在二级账户下设立三级账户。
第二十八条 各用汇单位在同级财政部门核定的购汇限额预算内，通过设在中国银行的限额账户，进行外汇的购汇和核销。用汇单位要建立完整的购汇人民币限额账表处理系统，及时将限额的增减登记入账。中国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按月向财政部门和各单位提供对账单。
第七章 小额用汇单位的管理
第二十九条 小额用汇单位是指年度用汇限额在一定限额以下(中央部门在50万元以下)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小额用汇单位不单独设立限额账户。
第三十条 为加强小额用汇单位的用汇管理，财政部门采取不同于一般用汇单位的管理方法，对其用汇情况进行逐项审核，并从财政部门掌握的限额账户中直接拨付。
第三十一条 对小额用汇单位临时出国团组购汇的审核程序是：
(一)用汇单位根据出国任务批件的规定，按国家外事财务制度规定的标准，编制出访团组用汇预算报财政部门。
(二)财政部门根据国家有关外事财务制度规定，对出国团组用汇预算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在用汇单位填制的“非贸易非经营用汇申请书”上填列核定数，由经办人员和主管领导签字后，加盖“购汇人民币限额专用章”，交用汇单位到中国银行办理具体购汇手续。
(三)出国团组完成任务回国后，用汇单位财务部门应对其出国用汇情况进行审核，办理费用报销手续；对结余的外汇，用汇单位财务部门须填制“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退汇通知书”，由财务负责人签字，并送财政部门盖章后，交中国银行办理退汇手续。
第八章 外汇现钞的管理
第三十二条 外汇现钞是指能自由兑换、并能在外汇市场上自由流通的货币。它包括纸币和铸币。因其安全性要求高，流通性强，国家对外汇现钞的携带有严格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 凡需要携带外汇现钞出境的出国团组，提取现钞超过等值5万美元的，必须报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第三十四条 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对用汇单位的申请进行审核，确认无误后，开具“非贸易外汇支付现钞通知书(见附四)”，经主管领导签字，由用汇单位送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凭财政部门开具的通知书办理外汇现钞兑换手续。
第九章 限额预算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 财政部对中央各部门、各地区限额预算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中央各部门、各地区财政部门负责本部门、本地区限额预算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第三十六条 限额预算的监督检查主要包括：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是否按规定纳入限额预算管理范围；是否按预算规定的范围供汇；是否有超预算用汇、挪用或乱摊乱挤限额现象；因公临时出国人员是否按国家制定的出国用汇标准用汇，有无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行为；有无出国绕道旅游现象；回国后是否及时办理了外汇核销手续；出国留学人员用汇是否按标准核汇；国外接待方提供的资助或赞助费用是否从用汇总额中扣除；驻外机构的外汇支出是否符合相应的开支管理办法规定；外汇现钞的使用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按程序报批；各单位报送的外汇财务报表是否真实，是否准确地反映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等等。
第三十七条 财政部每年对限额预算的执行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限额预算管理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规程所称中央各部门是指财政预算内的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常委会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人民团体，解放军总后勤部，武警总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各地区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
第四十条 本规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以前规定与本规程相抵触的，按本规程执行。
第四十一条 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可根据本规程制定本部门、本地区非贸易非经营性外汇管理具体实施办法。
附：一、×××年第 季度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限额申请表
http://www.mof.gov.cn/news/file/wg0208_caiyu0297f1_20050623.jpg
二、财政部核拨×××年第 季度购汇人民币限额通知书
http://www.mof.gov.cn/news/file/wg0208_caiyu0297f2_20050623.jpg
三、预算内非贸易非经营年购汇人民币限额支出签证单
http://www.mof.gov.cn/news/file/wg0208_caiyu0297f3_20050623.jpg
四、非贸易外汇支付外币现钞通知书
http://www.mof.gov.cn/news/file/wg0208_caiyu0297f4_20050623.jpg
内容提要: 人肉搜索是中国社会中的热点现象，也是目前网络上典型的法律纠纷。本文通过对于目前政府规制和法院判决的分析，认为目前关于人肉搜索的讨论和处理中，存在依据隐私权来支持管制人肉搜索和依据言论自由权利支持人肉搜索行为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本文进而通过对于两方意见的深入剖析，借助法律的文化研究的视角，归纳出人肉搜索问题的法律辩论背后的两种法律文化和法律价值的实质冲突：一方依据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文化来反对人肉搜索，另一方(本文称之为“中国网民文化”)则认为人肉搜索涉及基本的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不能以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为之辩护。两种实质价值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人肉搜索规制的根本困境。
人肉搜索成为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从2001年的微软陈自瑶事件，到2006年的“踩猫事件”、“铜须门”事件，到2007年的流氓外教案、华南虎事件，再到2008年的“天价头”事件、留美女生支持藏独事件、辽宁口出秽言狂骂四川灾民事件，人肉搜索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展现出其巨大的威力。人肉搜索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报道。[1]随着2008年“人肉搜索第一案”—王菲姜岩案的出现，人肉搜索标志性地成为了一个法律事件。[2]
人肉搜索既是对被搜索人个人信息的披露，也是对被搜索人行为的惩罚。当前中国的人肉搜索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涉及搜索官员以及公众人物，这一类型的案件以南京“九五至尊案”为代表。第二类事关社会道德问题，此类人肉搜索一般是网民对于侵犯其道德情感的人物及其行为进行搜索和谴责的行为。该类型的人肉搜索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虐猫事件”为代表的、挑战社会的特定群体的人肉搜索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虐猫事件侵犯了动物保护主义者的道德情感。在虐猫事件上，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行为高度一致，紧追不舍。第二种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的主体类型：性道德和婚姻道德问题。它多涉及婚外情等涉及家庭安全和家庭价值的事件。此类人肉搜索以上文提到的王菲姜岩案为最典型案例。本文的研究将主要集中于此类人肉搜索问题。
从王菲姜岩案开始，人肉搜索已经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在王菲姜岩案中，法院用隐私权这一法律权利来处理涉及婚外情的人肉搜索问题。此后，人肉搜索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司法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人肉搜索也日益成为政府规制的对象。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通过立法来规制人肉搜索。比如，江苏徐州就在《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以保护隐私权的理由对人肉搜索进行了规制。[3]深圳政府据悉也正在酝酿类似的规制法案。2010年5月27日，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该条例草案的第39条对“网上公开个人信息”特别作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4]
无论是在司法判决还是在立法提议当中，对于人肉搜索的规制理由大部分诉诸的是个人的信息隐私权。在这种理解方式当中，人肉搜索非法披露了被搜索人的个人信息，极大地侵害了被搜索人的隐私权。支持人肉搜索的人们则诉诸另外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即言论自由权。按照这种说法，人肉搜索被认为是公民在互联网上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的体现。因此，目前对于人肉搜索的法律争论都围绕着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的矛盾及其平衡的可能性而展开。
本文认为，人肉搜索的问题远远比其表面上的法律权利冲突复杂。人肉搜索实际上展现了以隐私权为代表的自由个体主义文化和以公众揭发批判为代表的中国网民文化之间的根本价值冲突。正是两者之间的法律文化和实体价值冲突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目前的规制困境。对于人肉搜索的研究和处理因此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互联网文化的深刻认识之上。
一、数字化信息与社会化网络
人肉搜索是数字化网络环境下的新生事物。从互联网技术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肇始于web2. 0在中国的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视频共享网站、个人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新型网络服务日益发展。它们的出现改变了网民以前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网民开始主动参与了互联网内容的创造。这一趋势被称为“ web2.0”;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参与式互联网”。参与式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原先处于信息被动接受者地位的观众参与信息制造和传播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了广大民众的信息传播自由。兼具读写功能(Read - Write)的万维网、BBS、博客、维基百科、手机短信(特别是飞信)、RSS(简易内容聚合服务)甚至P2P，使得网民们不再只是信息被动消费者，而成了信息生产者与主动传播者。特别是RSS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一对多”格局(书、电视、广播、报纸)、或“一对一”(电话、信件、电报)状况，变成现在的“多对多”。人肉搜索在技术架构的意义上是网民自主启动、相互写作的一种联合信息搜集、信息数据化和信息公开化的过程。
但作为社会实践的人肉搜索行为先于网络时代的“人肉搜索”概念。在前互联网的时代，人们实际上一直在从事类似于人肉搜索的社会行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流言、八卦和小道消息当中。在小型的熟人社会里，我们通过搜罗关于某人的信息和传言来获得乐趣，或者进行道德评判：我们会打听和传播周围熟人朋友的奇闻轶事或风流韵事，我们以此为乐，或者表达谴责。在八卦乐趣之外，一些重要的社会行为需要人肉搜索：比如乡村的媒婆在进行说媒的过程中就要对男方和女方进行各方面信息的探听，以确保双方的人品。所谓小型的熟人社会并不仅仅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农业社会，它还包括我们日常称之为“圈子”的任何一种群体：律师有律师圈子，商人有商人圈子，学者有学者的圈子，等等。此外，中国人还知道一种被认为是比较极端的搜索行为：“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检举告密文化和“内查外调”行动。每一次对于“阶级敌人”的处理都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上;每一次运动都要调查嫌疑者的历史问题和以往表现。如果嫌疑者的原籍或原工作单位在外地，人们就要长途跋涉，查遍祖宗八代和前生今世。对于祖宗八代和历史问题上天入地的追查其实就是前数字化时代的人肉搜索。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与其说‘人肉搜索’是在虚拟空间内发生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如说是文革中惯见的暴力行径在网络世界的重演，新时期的网民们不知不觉地在行动上继承了他们在意识上口诛笔伐的文革遗产。”[5]
互联网的出现只不过增进了人们人肉搜索的技术条件。这种增进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信息网络时代，人类生活痕迹留下的数字化信息大幅度增长，并被长时间地(甚至是永久性地)保存下来，且可供日后任何不特定的人检索。我们每天都接受大量数字信息;我们每天也发出很多数字信息。数字化和互联网大大便利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购物，我们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通讯。数字化和互联网也增加了我们的生活内容：在论坛里参与讨论，在博客上抒发自我，以及在社交网络上寻找乐趣都是体现。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带来了两个后果：一、“雁过留声”：人们在信息网络上的每一次行为都被记录下来，人们的购物记录、搜索记录、博客发表、好友添加等等都被互联网给记下了。二、“雁过拔毛”：人们被记录下来的信息可能会被别人所用，无论是用于赚钱，还是用于整人。最好的例子可能是谷歌。谷歌会记录你的每一次搜索结果，保存你的每一封Gmail邮件。谷歌也会通过分析你的网络使用记录来判断你的喜好，以此给你提供它认为适合你的广告。一句话，你在使用网络，网络在保存你的记录。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可供日后检索的信息记录。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参与式互联网大大减少了人们的交往成本，因此大大增加了社会网络关系的密切化和扩大化。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社会网络当中。各种社交网站的出现可以使人很快地与各方人士建立朋友关系，了解他们的资料、喜好以及其他信息。各种聊天工具的出现使得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朋友进行联络。博客可以使认识你和不认识你的人了解你在干什么、想什么、爱什么、怕什么。互联网的出现不但使得人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密，并且使得社会关系更加扩大。因此，所谓“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区分日益变得模糊。现实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可以很快变为虚拟网络中的信息;虚拟网络中的信息也可以很快产生现实社会网络中的效应[6]。人肉搜索的出现是“网络社会在经历从网上到网下之后向前跨出的另一个重要的一步，即把现实社会的小圈子带到网络中，社会关系由网下走到网上”。[7]
正是以上两点使得人们古老的街谈巷议变成了新潮的人肉搜索。仅仅是在技术的意义上，人们才可以说人肉搜索是一种新的搜索引擎。人肉搜索是搜索引擎，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它了解自己想了解的事情，这与传统的机器搜索引擎如谷歌类似;它是新的，因为它的原理不是几何学算法，而是反映在虚拟网络中的社会大众通力合作的信息搜集和消息传播。信息网络改变人类记忆与遗忘的格局：“自从时间开始以来，对于人类来说，遗忘是常态，记住是例外。但此平衡为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所转移。今日，在广泛传播技术的帮助下，遗忘成了例外，记住则变为常态。”[8]一方面，人们的线上活动在网络上留下了太多关于自己的信息;另一方面，人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通过数字化的社会网络关系传递到互联网上。从技术意义上而言，人类社会已经实现了全面监控每个人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一个人随时可能被“人肉搜索”。你现在没有被“人肉搜索”只是因为你不够出名、或没做错事、或网民还对你不够感兴趣。总而言之，人肉搜索久已有之，互联网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
二、隐私权与言论自由
互联网对于街谈巷议的推波助澜在婚姻和性道德问题中最为明显。此类问题构成了目前中国人肉搜索的典型类型和规制难题。在具有代表性的“王菲姜岩事件”当中，有婚外情行为的丈夫王菲在其妻子跳楼之后受到了网民的人肉搜索：其个人身份、工作信息乃至家庭住址很快被公诸网络，甚至其父母的家庭住址和身份信息也被网友公开。网民的谴责行为不仅仅体现在网络上的义愤表达，甚至体现在对其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抗议上。对于王菲的内查外调和公判大会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网络暴力”淹没了王菲，人肉搜索使得王菲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深切关注。
人肉搜索的巨大力量引起了人们对于规制的广泛讨论。在目前的讨论当中，隐私权是规制人肉搜索的最大理由。这种观点认为，人肉搜索需要加以禁止，因为人肉搜索大大侵犯了被搜索者的个人隐私权。虽然在中国具体法律上，隐私权并未具有法律文本上的明确性，但作为一般的法律理念，隐私权被接受下来成为一种规则。学理上和司法实务上也已经形成基本一致的看法。这体现为民法当中的安宁权概念：隐私权所保护的内容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生活，包括私人生活的安宁、私人信息、私人活动以及私人空间。“人肉搜索”侵害被搜索对象的隐私权，主要是擅自公开、传播他人的私人信息，例如将他人的相片、电话号码、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以及侵入他人的私人生活空间，破坏他人私人生活的安宁权。
中国法院在王菲姜岩案件中首次明确地将隐私权规则适用于人肉搜索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书中对隐私权进行了明确的界定：“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者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私人信息、私人空间及个人生活安宁。隐私权一般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采取披露、宣扬等方式，侵入他人隐私领域、侵害私人活动行为，就是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并且法院将隐私权应用到了网络环境中：考虑到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法院认为网上信息披露行为在将个人信息传播到互联网上，使得信息超出特定人的范围而为不特定人所知晓，即构成隐私权侵犯行为。
但即使根据隐私权的逻辑，人肉搜索的行为也不能一概禁止。将人肉搜索放人隐私权的框架中进行处理之后，对于人肉搜索中所涉及的具体信息就需要区别对待，分别处理。隐私权要区分纯粹私人的信息和具有公共性的信息。前者的例子有个人的裸照、身体缺陷以及个人情感生活史等等;后者则是姓名、家庭住址、电话、电子邮件等一系列具有公共性的信息。[9]后一类信息具有社会公共性：它们构成了我们成为一个社会成员并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交往的必要公开对象。按照这种区分，人肉搜索不能一概禁止。具有社会公共性的信息的隐私权保护程度显然不能与纯粹个人的信息相提并论。
此外，还要区分隐私权的侵权主体和侵权阶段。对于“人肉搜索”中涉及的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问题，应该区分公布的信息类型及公布信息行为与后续的信息滥用行为进行规制。[10]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隐私权不仅仅是一项消极权利，隐私权同样是一项积极权利。隐私权是一种阻止他人搜索和谈论某个人的权利;隐私权进而要求政府禁止他人对自己的信息进行搜集、传播和评论。因此，隐私权问题总是与言论自由问题相联系。
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在某种意义上是公民行使其言论权和监督权的体现。人肉搜索问题很容易被看做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在涉及婚外情以及性道德的案件当中，被搜索方一般诉诸隐私权这一法律理由，搜索方似乎只能诉诸法律无法容纳的道德主张和伦理义愤。但事实上，搜索方可以在法律体制当中找到其理据。这一理据就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权。以此为据，人肉搜索当中的评论行为和信息传播行为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的体现;网络表达是平民化、最应受保护的宪法基本权利—互联网提供了极为广泛的言论自由行使空间和便利的行使方式。“人肉搜索”是公民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客观上能够对不符合道德观念却不违法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因此，“人肉搜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公民行使监督权、批评权的体现。网民将涉嫌违法、违纪或道德败坏的人和事及其相关信息公布在网上，进行评判，如果是适当合理的，将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和社会正义的维护。因此，不能因为“人肉搜索”与网络暴力有关系，就简单地将“人肉搜索”纳人网络暴力盲目叫停。
由此看来，人肉搜索的规制问题就其法律方面来看乃是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冲突：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如果说隐私权注重的是人类生活“私”的一面，那么言论自由权注重的则是人类生活“公”一面。两者在人肉搜索问题上的冲突在另一种意义上乃是“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冲突。而在目前的中国法律和社会舆论当中，“公”与“私”的界定在不同类型的人肉搜索中出现了一定既有的模式。
在针对官员和公共人物的搜索事件中，法律上的处理已经达成共识。其核心乃是如下命题：公仆没有隐私权;公仆没有私生活。该处理方式基本是根据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对于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进行克减。根据张千帆教授的分析，“如果普通‘群众’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之间必须适当划界，那么这条界限为国家‘干部’等公众人物保留的个人隐私将大为缩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众对政府官员具有天然的知情权。品德、个性、能力、财产、立场、行为乃至外表等个人信息对于常人而言是‘隐私’，对于官员来说就是必须披露的公共信息，因为只有具备这些信息，人民才能理性判断特定官员是否适合作为‘社会公仆’。”[11]这非常类似于美国宪法上著名的AY. Times v. Sullivan的逻辑：针对政府官员的言论在宪法上的保护近乎绝对。[12]与此相类似，对于其他公众人物来说，其隐私权也适当地予以克减。比如很多影视明星，他/她们的隐私是娱乐新闻的焦点，甚至是自身出名的重要噱头。对于他/她们的隐私权保护程度自然不能与一般的法律主体处在同一水平上。
但以上总结的“公”与“私”问题上的共识在涉及社会道德、特别是婚姻和性道德的问题时远远未能达成。在这类问题上，“私”与“公”的区分模糊不清。对于诉诸隐私权的一方而言，婚外情的相关信息确乎是“私”事：一个人的恋爱和性生活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对于诉诸言论自由的一方而言，婚外情乃是一种涉及公共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行为，乃是“公”事;至少这种行为侵犯了很多人基本的道德情感。对于后者而言，人肉搜索乃是一种道德言论。比照美国宪法当中对于言论自由区分等级和门类的区别保护，人们完全可以在法学理论和实践当中将涉及婚外情的道德言论纳人一种特殊的保护体制当中去。[13]
总而言之，将人肉搜索问题纳人公法框架之后，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问题。具体说来，涉及官员和公众人物的权利平衡目前已经初具规则;涉及平民的婚姻道德和性道德问题目前的平衡性处理未见端倪。在后面一种问题上，人肉搜索仍然处于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微妙界定和具体平衡的泥潭中。
三、隐私权文化与中国网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