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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行政公文应用分类的暂行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第一条 为了发挥公文应用的效力和作用，正确掌握行文规则和区分使用文种，根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陕西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政府和省政府办公厅发文，应当贯彻“精简、效能”的原则。不是必须印发文件，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处理的事项，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处理，坚决不发文件。
第三条 凡符合行文规定，以省政府或者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的，根据内容、对象和作用，分别使用编号冠以“陕政发”或“陕政办发”、“陕政发明电”或“陕政办发明电”、“陕政字”或“陕政办字”、“陕政函”或“陕政办函”、“陕政任字”、或“陕政办任字”、“陕政出
字”的公文，或者使用不冠字的“会议纪要”、不编号的“通知”专用纸。
第四条 编号冠“陕政发”及“陕政办发”的用于下行的普发性文件、具有普遍的规范性和指导作用。主送各地区行政公署，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使用的文种主要有决定、决议、命令、指令、指示、通知、通报、布告、公告、通告等。用于张贴的
布告、公告、通告，不印发文字号。
“陕政发”文件主要用于：实施有关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发布省政府规章和重大的行政措施，传达涉及全省的重要工作部署和周知事项，转发国务院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国务院重要文件精神的实施意见，批转省政府工作部门有关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要问题的请示、报
告等。
“陕政办发”文件主要用于：传达省政府作出的决定、指示、规定、部署和采取的行政措施，通报有关重要情况，转发省政府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国务院有关部门重要文件精神的实施意见，转发需由两个以上地区或者部门协同办理事项的请示、报告，传达其他需要周知的事项，通知省政
府召开的重要会议等。
第五条 编号冠“陕政字”和“陕政办字”的文件，主要用于上行文，主送国务院及国务院办公厅、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其它上级机关，一般不向下抄送；用于下行文，主送个别的特指对象，不具有普遍的规范性和约束力。使用的主要文种有请示、报告、议案、批复、通知等。
“陕政字”文件主要用于：向国务院汇报重要情况，请示专项问题，提出重要建议，或者是按规定必须由省政府报请国务院审批的事项；向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提出立法、人事任免议案以及其他需要审议通过的事项；按规定必须以省政府名义批复、决定的专项问题等。
“陕政办字”文件主要用于：向国务院办公厅或者其他上级机关汇报工作、请示问题、提出建议；对省政府办公厅内部管理事项，作出安排部署；对各地区行政公署和各市、县人民政府的办公室（厅）文秘管理等工作提出要求、作出规定。 ＃13第六条 编号冠“陕政函”和“陕政?
旌钡墓模话阌糜谄叫谢刂洌部梢杂糜诙韵录缎形摹7⑺投韵笫翘刂傅幕睾偷ノ唬话悴痪哂衅毡榈墓娣缎院驮际ΑＪ褂玫奈闹种饕泻⑼ㄖ⑴吹取? “陕政函”主要用于：以省政府名义向国务院有关部门、驻外使馆、其它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发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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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政办函”主要用于：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向有关机关和部门联系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传达省政府领导对有关部门或者地区请示事项的批复意见；答复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情况；答复其他机关、单位、个人有关重要问题的询问；向省级有关主管部门申报人、财、
物计划和其它工作方案，请示批准有关事项等。
第七条 编号冠“陕政任字”、“陕政办任字”的公文，专用于人事任免方面的下行文，分别主送省政府有关部门、办公厅所属单位。使用的文种主要是通知、批复。
“陕政任字”文件，主要用于各地区行政公署和省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负责人的任免事项。
“陕政办任字”文件，主要用于省政府办公厅内部及下属单位的人事任免。
第八条 根据工作需要和有关规定，公文可以使用邮寄、明码（明传）电报或者密码（密传）电报传递。
使用邮寄或电报，依据的条件和相应办法是：急而不密的，发明码电报；密而不急的，发秘密公文；又急又密的，发密码电报；不急不密的，发一般公文。有时限要求的公文，因路途很远，交通不便，可以先用电话传真发送，文件随后邮寄。
凡符合发“陕政发”或者“陕政办发”文件条件的紧急公文，在发明传电报时，分别编“陕政发明电”、“陕政办发明电”字号。
使用密码电报，须按有关管理规定办理，发送范围要小，文字要简短。发密码电报时，分别在文尾编“陕政发电”、“陕政办发电”字号。
第九条 对出国任务的批复，专设“陕西省人民政府出国任务批件”，编“陕政出字”字号。
第十条 省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省长办公会议纪要，解决专题问题的会议纪要，以印有“会议纪要”文头的专用纸印发，一般不另加通知。
第十一条 以省政府或者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召开的会议，除个别涉及面广、意义重要且要求有关单位做认真准备的可以发“陕政办发”编号文件外，凡属只明确具体事务如告知会议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的通知，一般用文头印有“通知”二字的专用纸印发，不挂文号。
第十二条 省政府或者省政府办公厅与省委或者省委办公厅联合发文时，分别挂省委或者省委办公厅发文字号；与其它机关联合发文；需要挂省政府或者省政府办公厅发文字号的，按本办法办理。
第十三条 下列情况不以省政府或者省政府办公厅名义正式行文：
（一）可以用电话、复印件、便函联系或者答复的事项；
（二）已经会议研究解决了的、不须立案查考的、一次性安排的事项；
（三）已在报刊上公布并注明不另行文的决定、通知等；
（四）各部门按法定权限可以自行处理或者省政府已经授权部门处理的事项；
（五）各部门向对口的上级主管部门联系业务、要钱要物、申报计划、请示批准具体事项；
（六）非省政府或省政府办公厅直接召开的会议通知；
（七）各部门请示批转的文件，内容过于原则、抽象，不具备可操作性，或者有关部门意见不一致，或者所提措施和办法暂无实施条件的；
（八）各部门表彰本系统、本行业先进，非常设机构表彰单项工作先进。
第十四条 涉及几个部门的但属于部门职权以内的事项，经协商一致，可以由有关部门联合发文。如涉及必须经省政府同意的内容，可以在报省政府领导审批后联合行文，并在文内注明“已经省政府同意”。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试行。




1992年1月3日
《法学变革论》

2000年10月30日 09:43 文正邦 程燎原 王人博 鲁天文


序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0年，变革传统法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50年代从苏联学来的理论框架已难以继续延用了。究竟有哪些观点与体系要变革？怎么变革？诸如此类的问题，尚不十分明确。西南政法学院的几位中青年法学研究工作者写作了《法学变革论》一书，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这确实是很必要的，值得推荐。

我觉得，就整体而言，我国法学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与我国传统根本不同的法学，而当时的国内、国际条件，决定了只学习苏联；1957年后，左倾思潮笼罩的20年时间里，法律虚无主义又窒息着法学的发展。所以，要真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新体系，实际上是近10年来的事情。复杂的研究对象和人为的干扰，我国法学研究还处在变革的起步阶段。现在所要变革的，仅仅是50年代初期从苏联照搬过来的那一套明显过时的内容及其衍生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把这本《法学变革论》看作是建立我们自己的法学的一种有益尝试。

至于本书的内容、观点等等，我想还是留给读者评说。我认为，在摸索如何建立适合当代情况的法学理论体系问题上，应当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尤其应当积极鼓励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努力和创造。事实上，中国法学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有鉴于此，我高兴地在本书出版时，聊缀数言，以表欢欣之意。

是为序。

陈守一

1988年11月于北大燕东园

导 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改革的时代。法学的变革，也已是我国法学发展行程中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法学幼稚！法学落后！这已不单是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越来越多的人愈益深切地感受到了幼稚，赢弱的法学对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心余力拙，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了落后、陈旧的法学同有计划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及现代法治的深沉冲突。

如果以我们所处的这个跨世纪的时代作参照，传统法学就更显得落伍了。且不说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战，国际经济、技术发展形势的迫促，国内外自然科学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态势的比较，仅就传统法学的理论力量而言，便已明显地表现出它的衰竭。面对社会关系的新格局、社会秩序的新构建、社会利益层面的新调控、社会矛盾的新动向，传统法学显得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实践反馈的信息已经表明，要以传统法学来说明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在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无须讳言，我国传统的法学已经陷入危机。但是，危机并不就是坏事，而是变革之兆。鲁迅先生曾说道：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中国法学只有通过变革，才能给自己注入新的血液。法学变革之势已是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潮流。

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对法学变革进行了或正在进行着各种探索和尝试；或从法的概念及"本质"上寻求突破，或引进系统科学"范式"以求创新，或创新学科以改造传统法学格局等等。对于法学变革本身，也有一些富有启迪的断想。但是，尽管新思潮的闸门已经开启，法学变革的序曲也已奏响，并且已取得某些局部性成果，然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未得到尽如人意的解答。诸如，为什么要变革？中国法学变革什么？怎样进行变革？变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如何进行变革的总体设计和战略布局？法学变革之路通向何方？等等。

对于法学变革，我们认为不能再作为一种感觉、情绪来表达、吁请，而应致力于理性思考和实证分析；不能囿于局部改良，而须全面更新和变革；不能再新瓶装旧酒，只作一些形式上的改换，而须触及实质性问题；不能再自律于传统法学圈内修修补补，左冲右突，而须把法学变革置于由过去、现在、未来组成的时间纵轴和现代科技革命、当代世界法学及中国"第二次革命"等组成的空间横轴的座标系上，进行多维的、立体的扫描和透视，实行全方位的研究；不能再仅满足于法学变革对象的剖析研究，还必须对法学变革本身及其规律性进行探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创"跨世纪的现代法学"，并使它具有联系左右、沟通上下、拓展前后的新姿，同整个中国一起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为世人所瞩目。

基于上述想法，在本书中我们首先界定了法学变革的含义，回顾了法学变革的历史演进及近10年法学的变化、发展历程，剖析了法学变革的动因，描述了当代中国法学变革的对象，勾勒了变革的目标；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侧重研究和阐述了当代中国法学变革的基本格局，即：以点--法的本质、价值、功能带面--法学的理论模式、趋势、方法、观念、学科体系等点面结合的总体模式，对当前中国法学的新走向--权利之学也阐述了我们的新见解，最后探寻了中国法学变革的途径和条件。

我们试图以本书来表达自己对法学变革的新思维：总结以往的法学变革的经验与教训，揭示法学变革的客观规律，力求系统地回答前面的法学变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但是，本书只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回答，而不是也不希望是唯一的回答；本书只是我们设计的"跨世纪的现代法学"的一种模式，不是也不企求是唯一的模式。法学变革是法学家们的共同责任和集体事业，本书只不过是尽抛砖之力，求引玉之功。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我们认为，法学变革首先应该是深层次的--即对基本观念、基本理论、基本体系和基本方法的变革，基于此，我们的思维投向集中在理论法学方面，对部门法学只是略为涉及。第二，基于对变革时的选向着眼点的不同，我们侧重剖析了传统法学的弊端及近10年法学的不足，而对其成就的叙述显得不够充分；并且，我们的剖析本身或许就值得剖析。当本书开始撰述时，甚至还在构思阶段，我们就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一件艰难的、甚或带有一定风险的事情。但是，科学研究需要勇气和探险精神，科学的魅力和长青的生命力也正在于应实践的渴求而不懈地开拓、创新。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1]正是先导们这种对真理勇敢追求的精神以及我们自己对法学变革的责任心和紧迫感，支撑着、鼓舞着、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摒弃了犹豫和怯懦。

有一句格言："'论证'是可以的，但'论断'却过份了。"本书也只是对法学变革的一种"论证"，而非"论断"。限于能力和条件，实在难免疏误失谬，若能得到法学界前辈和同仁们的严肃批评和热情教正，则不胜感激，也正是我们所恳切盼望和热切期待的。

注：[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