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期货经纪公司营业部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期货经纪公司营业部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1年9月5日 证监期货字［2001］28号)
为了规范期货经纪公司营业部的经营活动，根据期货市场监管工作的需要，现将进一步做好期货经纪公司营业部(以下简称营业部)审批和监管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抓紧做好营业部复审和营业点清理工作
(一)派出机构对1996年初审上报中国证监会待批且目前仍在经营的营业点，应在复核原上报材料的基础上对目前的经营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将现场检查报告和新的营业部申请材料于10月31日前上报我会复审。
(二)派出机构对未经批准已开展业务且目前仍在经营的营业点应尽快进行检查和清理，期货经纪公司申请规范为营业部的按新设营业部要求向派出机构上报材料。经派出机构初审符合营业部条件的，于11月30日前上报我会复审。
派出机构对营业部的审核应考虑合理布局和期货经纪公司的综合情况。营业部所在地派出机构应根据中国证监会基本要求，结合本辖区情况，制定营业部设立的具体标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实施。
(三)派出机构对辖区内未经批准、已开展业务的营业点审核工作结束后，对不能规范为营业部的应进行清理、关闭。清理工作截止日为2002年6月30日，具体工作参照《关于做好取消非期货经纪公司会员期货经纪业务的通知》(证监期字［1998］20号)中清理非期货经纪公司会员的做法进行。期货经纪公司所在地和营业点所在地派出机构应积极配合，妥善处理善后事宜，确保市场稳定。
二、进一步加强对营业部的管理
(一)为适应监管工作的需要，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筹建的营业部，由派出机构负责对其筹建工作进行检查和开业验收，中国证监会根据派出机构准许开业的报告核发《营业部经营许可证》。
(二)派出机构要监督期货经纪公司，必须在经批准的营业场所为客户提供报单、成交回报、结算、资金存取等与经纪业务相关的服务，不得在未经批准的场所提供期货经纪业务。
应积极支持期货经纪公司利用异地终端或网上委托等先进技术手段开展客户服务业务，同时，督促开展此类业务的期货经纪公司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杜绝公司以新业务为名，变相设立营业点的现象。
(三)派出机构应依据我会对营业部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营业部初审工作，对申请规范为营业部的营业点进行一次全面、严格的检查。重点检查期货经纪公司对营业点的人、财、物配置是否符合要求；营业点是否存在承包、联营、出租的情况；营业点业务流程和管理是否符合统一结算、统一风险控制、统一资金调拨、统一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要求；规范经营情况等。派出机构对存在问题的营业点要限期清理。
期货经纪公司和营业部所在地派出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对营业部的监管，对营业部经营管理中存在问题、且未能在规定时期内完成整改的，派出机构不得受理该公司其他新设营业部的申请，必要时追究公司及相关高管人员的责任。
(四)营业部所在地派出机构和公司所在地派出机构应对期货经纪公司营业部实行联合监管。营业部所在地派出机构负责营业部的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应及时通知公司所在地派出机构，并责成公司妥善处理。对存在重大问题的营业部，经两地派出机构协商后，由公司所在地派出机构向中国证监会出具处理报告。期货交易所应积极配合派出机构做好营业部的监管和非法网点的清理工作。
(五)派出机构应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公布经我会批准的合法营业部情况，鼓励投资者投诉和举报非法期货营业点，监督期货经纪公司必须在其经营场所或其他渠道公示其合法机构情况(包括负责人、经营范围、经营场所、联系电话等)。
法治：何处热闹何处寂寥
检察日报2000年03月15日
法治是以个人为基点并以社会活动主体的广泛自治为显著特色的，
它时刻体现出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因此，法治在本质上
应当是“平民”的法治。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法治又始终是以智识
和文化的进步为保证的，它不能没有社会精英的参与、推动和引导，
因而法治本身也是“精英”的法治。
法治既是“平民”的，它就必须体现出其“平民”的色彩。即它
应当自始至终都具有一种大众情怀：在生活的立场上，它必须体现出
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当前生活与未来生活的真情关怀；在政治法律的立
场上，它必须表明其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人权的的尊重与维护。
“平民”的法治要求每一个社会活动主体，都应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
既不比别人“低贱”也不比别人“高贵”的常人，每一个人都具有同
样平等的权利和生活自由，也都具有同样平等的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
。因此，在法治之下，每一个人都应当珍视自己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同时， 更应当高度尊重他人的
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他人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对每一个人来
说，这既是在法治之下的神圣的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也是神圣的道
德义务与道德责任，同时又是不可推卸的社会义务与社会责任。也就
是说，实行法治，需要每一个普通人都具有健全的权利意识和权利观
念。借用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的名言来说就是，作为常
人的普通人都能够自觉地意识到权利的神圣性与重要性并切实地“为
权利而斗争”——不仅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而且为他人的权利而斗
争。
与此同时，法治还应当是“精英”的。“精英”法治主要体现在
法治的规范和制度的实际操作与运行，主要是由政治的、法律的和社
会的等各方面的“精英”来具体组织、策划、参与并推动。从另一个
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若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对法治抱持怀疑
甚至敌视态度，那么法治便绝对不可能在该社会生成、展开、持存与
发展。从西方法治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对法治的
推动与维护，的确是法治发展的关键，对此，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
克和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都有过精彩的论述。
由此可见，法治果然既是“平民”的法治又是“精英”的法治。
但其底色和本质却实实在在地是“平民”的，即法治的整体取向是平
民的。我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问题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有意无
意地体现出来的恰恰是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而极其缺乏的恰好是平
民主义的大众情怀。精英意识的过分强化与常人意识的淡薄，有使我
国的法治远离甚至超脱于社会公众的生活，异化为人的对立物的可能
。一句话，我国目前的法治现实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片面性，从根本上
讲，是有害于我国的法治的。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强调并高度重视法治的
“平民”色彩，但也要重视其“精英”取向的合理性。就重视“平民”
的法治而言，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强化对常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保
障，高度重视并尊重常人的生活及其自治，即：要“（方）便”民而
不要“（打）扰”民；不要企图做普通人的生活设计师、行为引导者、
道德训练员，让每一个常人做自己的主人。而就重视“精英”的法治
来说，中国的法治建设，亦即中国法治的实践操作应当主要由“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