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
甘肃省劳动厅 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财政厅、计划生育委
关于进行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点的通知
甘劳发[1997]第208号
各地(州、市)劳动处(局)、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财政处(局)、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处(局)、审计处(局)、工委、妇联、人民银行，省级各厅(局、公司)，中央在甘各单位：
为贯彻实施《劳动法》，保障企业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根据国家和省上的工作安排，全省进行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现将《甘肃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发给你们，请各地(州、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结合本办法进行试点。
附件：甘肃省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
甘肃省劳动厅 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财政厅计划生育委员会 卫生厅 审计厅总工会 妇女联合会
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甘肃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
一、为了维护企业女职工合法权益，保障她们在生育期间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均衡企业间生育保险费用的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劳动部下发的《关于发布〈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劳部发[1994]504号)及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境内的各类城镇企业(包括铁路、邮电、电力、水利、中建总公司、交通、煤炭、金融、民航、石油、天然气、有色企业）及其职工。
三、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实行属地管理。在甘的中央、省属企业，一律参加所在地社会保险机构组织实施的生育保险社会统筹工作。
四、企业必须依法参加生育保险，使计划生育和社会保险相结合。女职工在计划内生育，到企业指定的医院住院，可享受以下生育保险待遇；
（一）按照《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享受产假，按全勤对待，生育津贴按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计发。
（二）女职工生育时的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和药费等，实行限额报销。正常生产报销不超过300元；难产的不超过1000元；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一个增加100元；怀孕不满四个月流产的不超过100元；四个月以上的不超过300元。超过上述标准部分，个人负担20%，剩部分由社会保险机构审核后支付。超出规定的医疗检查费和药费(含自费药品和营膳药品的药费)由职工个人负担。女职工怀孕期间的定期检查费由企业报销。
女职工生育出院后，在休产假期间因生育引起疾病的医疗费，个人负担10%。
（三）企业职工配偶女方，属待业或没有固定收入，产假期间，可享受半费生育保险。
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变化适时进行调整。
五、符合本办法应享受保险待遇的女职工在生育或流产后的保险费用，依据所在企业持当地计划生育部门签发的计划生育证明(即准生证原件)、婴儿出生证(原件)、或死亡证明、独生子女光荣证、流产证明和医疗单据等，由企业填报《甘肃省企业女职工生育保险金审批表》，代办领取和支付生育保险金。享受半费生育保险的职工，由本人提出申请，附上述证明及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等有关证明，由企业审报。
六、生育保险基金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筹集。企业缴纳的生育保险费，在企业管理费中列支，按季度缴纳。缴费标准：商业、轻工、金融、邮电行业的企业按工资总额0.9%缴纳，其他行业按工资总额的0.7%缴纳。
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被拍卖、注销、兼并、转让、租赁、承包等的企业，生育保险费的缴纳由接受单位负责。
七、生育保险基金要财政专户储存，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办法，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生育保险基金只能用于企业职工生育保险，不得用于其他开支。
生育保险基金不计征各种税、费。
开始统筹生育保险费时，企业预缴一个月的生育保险费用，作为周转金。
八、生育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实行财务预、决算制度，由社会保险机构编制，送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同级政府批准执行。同时，接受审计、监督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九、企业必须按时缴纳生育保险费用，对逾期不缴纳的社会保险机构按日加收2‰的滞纳金，滞纳金转入生育保险基金。企业的滞纳金计入营业外支出，纳税时调整，不得进入企业成本。对超过三个月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的企业，社会保险机构停止支付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十、社会保险机构在接到企业申报后一周内，审核拨付。企业不及时发给职工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及相关责任。
十一、企业虚报、冒领生育保险金的，由社会保险机构追回全部非法所得，并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处罚，同时提请有关部门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十二、本办法由省劳动厅负责解释。
十三、本办法自1997年1月1日起试行。
论 驰 名 商 标 的 认 定
法学院 2000级 13班 郑坤山 410001548
内容提要：2003年4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修改了《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内容，对驰名商标采取了被动认定方式。本文结合我国现行规定及相关国际条约，从认定方式、认定标准、认定机构等几方面对驰名商标的认定这一问题做一肤浅的论述。
关 键 词： 驰名商标 认定方式 认定标准 认定机构
目录：
一、引言
二、驰名商标的内涵界定
三、驰名商标的认定方式
四、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
（一） 驰名商标的地域范围——“中国”
（二） 有关公众对其知晓程度——“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
（三） 对“享有较高声誉”的质疑——法律不应仅仅保护最强者
（四） 不应要求驰名商标是注册商标——驰名商标的出现是对商标注册制度的重要补充
五、驰名商标的认定机构
一、 引言
中国商标协会于2002年初公布了包括“同仁堂”在内的196项驰名商标，[1]2002年2月8日，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局发出通知，认定“汇源”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这些现象反映了1996年8月14日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所确定的对驰名商标的主动认定方式。2003年4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根据2001年10月27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发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修改了《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的相关内容，对驰名商标采取了被动认定方式。
我国于2001年11月10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 ），WTO的统一规则本身就是不同法域下的法律理念、价值、规则的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入世”，就是知识产权法律的“入世”。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协议）第16条第2款、第3款规定了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是对《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1967年文本第6条之二的进一步发展。在解释及适用上，应将二者结合起来。我国入世以后，必须全面承担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国际义务，包括履行Trips协议的规定。在这种背景下，研究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结合我国现行规定及相关国际条约，对驰名商标的认定这一问题做一肤浅的论述。
二、 驰名商标的内涵界定
驰名商标（well—known mark 或well—known trademark），通常是指那些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并且有较强竞争力的商标。[2]上述《规定》第2条指出：“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其中“相关公众”包括“与使用商标所标示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生产前述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其他经营者以及经销渠道中所涉及的销售者和相关人员等。”《规定》对于驰名商标的界定，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具体内容留待下文讨论。
三、 驰名商标的认定方式
驰名商标的认定方式有两种基本模式：主动认定和被动认定。
被动认定方式，又称事后认定，是在商标所有人主张权利时，也即存在实际的权利纠纷的情况下，应商标所有人的请求，有关部门对其商标是否驰名，能否给予扩大范围的保护进行认定。被动认定是司法机关认定驰名商标的基本模式，目前为西方多数国家所采用，被视为国际惯例。被动认定为驰名商标提供的保护虽然是消极被动的，但这种认定是以达到实现跨类保护和撤销抢注为目的，而且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而所得到的法律救济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法律救济解决了已实际发生的权利纠纷。被动认定也可以为行政机关所采用。
主动认定方式，又称事前认定，是在并不存在实际权利纠纷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出于预防将来可能发生权利纠纷的目的，应商标所有人的请求，对商标是否驰名进行认定。主动认定着眼于预防可能发生的纠纷，是行政机关认定驰名商标的方式。例如韩国、泰国的商标注册部门就掌握着一份自己主动认定的驰名商标名单（对外不公开），以为日后审查时参考。主动认定方式不适用于司法机关。当然主动认定能提供事先的保护，使商标所有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但主动认定不符合国际惯例。尤其是采用批量认定的方式，若把握不准难免陷入滥评，也易导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攀比。[3]
上述《规定》第4条：“当事人认为他人经初步审定并公告的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可以依据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向商标局提出异议，并提交证明其商标驰名的有关材料。当事人认为他人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可以依据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向商标评审委员会请求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并提交证明其商标驰名的有关材料。” 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国家商标局对驰名商标的认定采取“个案处理，被动认定”方式，即只有在商标注册人认为其驰名商标受到损害并请求保护其合法权益时，才可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驰名商标的认定申请。这一规定改变了《暂行规定》所确定的“以主动认定为主、被动认定为辅”的模式。对于请求认定驰名商标的商标注册人而言，如果没有确切的法律诉求理由，该商标一般不会被认定为驰名商标。这与国际惯例是一致的，《巴黎公约》缔约国对驰名商标的认定，一般多采用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可以严格评判驰名商标，但存在的缺点是给不法经营者提供了利用别人的驰名商标牟取暴利的机会。商标遭到侵权，被侵权者主张保护时，还要经过一个驰名商标认定程序，往往花费很多时间。有学者提出应建立专门注册制度，国家商标局应当把驰名商标记载在专门注册簿上。在任何一种商标申请注册时，均把申请注册的商标与专门注册簿上的驰名商标进行比较，以防止与驰名商标相混同的普通商标获得注册。 [4]但如果单一地实行这种制度，将使得未注册的驰名商标得不到保护，不能很好地执行《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因此，有人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驰名商标的认定程序既可以实行“事后认定”，同时又可以将已注册的驰名商标予以公告和登记在专门注册簿上，实行“事前认定”。[5]即主张采取主动认定与被动认定相结合的方式。
笔者认为，采取什么样的认定方式不能一概而论，必须考虑我国的具体情况。就目前而言，应当充分利用现有法律空间，建立以“被动认定为主、主动认定为辅”的复合型认定模式，弥补以前单一行政认定模式的缺陷。
一方面，这一模式符合驰名商标保护的宗旨。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国际上两种不同商标保护制度相协调的产物。即：当国际上商标的注册原则与使用原则的保护不平衡时，《巴黎公约》给予商标使用原则的倾斜性保护。也就是将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保护列入了国际公约保护中。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议又将驰名商标保护扩大到在非类似商品中的使用的保护。但总的来说，两个国际性条约给予的驰名商标保护都是个案保护，被动保护。即：当发生了侵权纠纷、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时，请求认定驰名商标而获得的特定保护。这也正体现了驰名商标保护的宗旨：个案保护、被动保护。
为了履行入世承诺，我国必须修改、甚至废除原有与国际规则、国际惯例不相适应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规定》的颁布是一体现；在驰名商标保护中，也越来越多地考虑了依据现实中具体的情况，进行判断认定的理性做法。同时，采取被动认定的方式也是对新《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中规定的驰名商标“被动保护、个案处理”原则的确认和具体化。[6]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尚不发达，驰名商标意识不强，如不充分发挥行政认定的灵活性、主动性和高效性的优势来认定驰名商标，推动驰名商标保护工作的广泛开展，那么，我国企业的不少知名品牌就很难在国内外市场上享受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不能在市场竞争中与国际品牌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这对我国大多数知名品牌而言是不公平的。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还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采取单一的司法被动认定模式。[7]且上述《规定》并没有明文规定不能采取主动认定的方式。
所以，建立上述认定模式，能较好地克服现存弊端，把符合中国国情与不悖国际惯例有机结合起来。当然，为了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及符合WTO的有关要求，在采取主动认定时，必须制定公正、合理的标准，以防止权利的滥用。
四、 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
上述《规定》对驰名商标的内涵界定，相比以前的《暂行规定》，具有很大的进步。笔者从以下几方面讨论有关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
（一） 驰名商标的地域范围——“中国”
“驰名商标的驰名是否必须在本国领域内驰名”，这个问题曾是1995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的一个焦点。1999年9月29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联盟大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大会通过的《关于驰名商标保护规定的联合建议》（下称《联合建议》）完全澄清了这个问题，该建议第2条第二项之（d）款规定：“……即使某商标不为某成员国中的任何相关公众所熟知，或知晓，该成员国亦可将该商标确定为驰名商标。”这项规定使驰名商标的保护突破了传统商标法的地域性限制。[8]
上述《规定》明确规定驰名商标的地域范围是“中国”。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因为商标权有较强的地域性，这样规定并不违背《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的精神，同时能有效地保护我国的利益。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强调判断一个商标是否“驰名”应以该商标是否在国际市场上驰名为准。如果某个商标在国际上驰名，即使在某一特定国家没有多少知名度，该国也应认定该商标为驰名商标。显然，这一观点有利于少数发达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和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差异，舍弃商标权的地域性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它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实质不公平的地位。
（二） 有关公众对其知晓程度——“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
Trips协议第16条第2款规定，确认某商标是否系驰名商标，应顾及有关公众对其知晓程度，包括在该成员地域内因宣传该商标而使公众知晓的程度。这条规定确定了认定驰名商标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应考虑有关公众对其知晓程度。通常认为，“有关公众”包括两方面的限制，一是行业限制，即某些相关行业，相关领域里的公众，而不是一般公众。因为不同商品的消费群体是有区别的，日常消费品与某些领域里的专用产品在公众中的知晓程度显然是不同的，因此，不能一概以一般公众的知晓程度作为衡量商标知名度的标准。另一个是地域标准，即仅仅指本国的“有关公众”，而不应扩大到“本国之外的公众”，应以对驰名商标提供特殊保护的国家或地区的地域范围为准（这点在刚才已论及）。[9]
上述《规定》第2条第2款指出：“相关公众包括与使用商标所标示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生产前述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其他经营者以及经销渠道中所涉及的销售者和相关人员等。”笔者认为这一规定符合有关的国际标准，对“相关公众”的界定堪称精准。
至于具体的操作，“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程度可通过消费者调查或民意测验确定，也可以通过对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程度及地域等因素的考察来证明。[10]新《商标法》的第14条的五个认定因素，第一个是“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其余四个都是证明“知晓程度”的相关因素。但是，认定驰名商标时并不需要五个因素都同时具备，只要其中的几个能证明“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就可以作为认定驰名商标的有力依据。上述《规定》第3条根据《商标法》第14条，对相关内容做了更具体的规定，有利于实践中的操作。我国的现行规定与国际商标协会于1996年9月18日通过了“驰名商标保护议案” 所确定的某一商标是否驰名的相关标准在基本内容上是相同的。
（三） 对“享有较高声誉”的质疑——法律不应仅仅保护最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