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暂行办法
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
荆州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暂行办法
（政府令第64号）
《荆州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8年3月24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王祥喜
二○○八年四月十一日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湖北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施工、拆除及其安全生产管理活动。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工程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线路、管道、设备安装、装修工程项目，以及市政工程项目和供水、供气工程项目。
第三条 市建设委员会主管全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负责市城区内工民用房屋的安全施工监督（农村住宅和荆州开发区内工业厂房的安全施工监督除外）。荆州开发区内工业厂房安全施工监督由荆州开发区建设局负责，但区内工业厂房的施工设计图安全强制性标准由具有资质的施工图设计审查机构负责审查，报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备案。荆州开发区的安全施工监督工作，接受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的指导与监督。
荆州区、沙市区、荆州开发区建设局负责本辖区内农村住宅的安全施工监督。
市房产管理局负责市城区内房屋拆除施工的安全监督。
市市政园林管理局负责本市城区内市政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监督。
市公用事业管理处负责市城区内供水、供气等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监督。
县（市）建设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内建设工程（含农村住房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本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接受同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综合管理部门的指导与监督。
第四条 在建设活动中，建设单位应履行下列主要安全生产责任：
（一）在建设工程发包时，参与投标的施工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不得将工程发包给无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施工单位；
（二）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之前，必须到相关建设工程安全监督部门办理建设工程安全措施审查监督手续；
（三）将安全生产所需经费纳入工程概算，按照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有关规定，向施工、监理单位支付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和安全监理所需的费用。工程有特殊安全防护要求的，应在合同中约定特殊安全费用的支出；
（四）向建设工程参建各方提供施工现场区域内供水、供气、排水、供电等地下管线的资料，派代表参与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专项安全技术措施审查。同一施工现场有多个施工单位同时施工的，应当组织施工单位之间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五）涉及深基坑工程安全施工的，会同深基坑支护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以及有关专家对坑壁支护体系进行验收，并将结果及时向相关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备案；
（六）涉及房屋主体承重结构变动的，应委托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作出设计方案，方案应经施工图设计审查机构审查；
（七）对依法终止承包合同后的停建工程施工现场负安全管理责任。
第五条 在建设活动中，勘察、设计单位应履行下列主要安全生产责任：
（一）勘察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供准确的地质勘察报告，涉及因地质状况需采取特殊安全措施的，应向建设单位说明。在勘察作业中应采取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
（二）设计单位应按照国家技术规范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对涉及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应当在设计文件中明确注明，并向建设参与各方说明。对施工单位提出的施工安全问题应及时处理。
第六条 在建设活动中，监理单位应履行下列主要安全生产责任：
（一）审查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组织设计和安全技术措施，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保证体系和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照专家论证方案组织施工、监督施工现场重大安全隐患的整改；
（三）监督施工单位配置的安全防护用具的质量和规范使用、监督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安装拆除、检测验收和使用。
第七条 在建设活动中，施工单位应履行下列主要安全生产责任：
（一）具备国家规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在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内从事工程施工；
（二）制定施工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结合工程项目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三）建立单位内部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与生产规模和工程项目管理相适应的安全技术管理人员；
（四）按国家技术规范和标准组织施工。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明确的安全技术措施，对危险性较大的作业编制有专项施工方案，并根据需要组织专家论证；
（五）建立施工现场定期安全生产检查制度，督促作业人员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及时处理安全事故隐患；
（六）根据恶劣天气和特殊环境下施工作业等情况，制定防疫情、防中毒、防冻伤、防中暑、防尘、防汛等专项安全防护方案，并按照方案组织实施；
（七）对建设工程施工可能对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地下管线和周围居民或行人造成伤害的，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八）对施工现场的危险源和不利安全因素进行辨识和公示，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护与监控措施，并向工程安全监督机构报告；
（九）确保建设工程安全防护和文明施工经费的专户储存和专款专用。
第八条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产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担任相应职务。特种作业人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经相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九条 施工单位在与施工人员签订合同时，应明确施工人员应享有的人身安全权益，并为从事危险作业的施工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第十条 施工单位应制定施工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组织，配备应急救援装备，开展应急演练，并将应急救援预案报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备案；
第十一条 施工现场必须实行封闭管理。施工围挡应沿工地四周连续设置，施工中的建（构）筑物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网封闭，施工现场的道路应平整或硬化，危险地段应设置安全通道、悬挂警示标志。施工中的建筑物不得作为施工人员的办公和生活用房。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夜间施工必须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制定有效的防止噪音措施。危险作业区域除按标准搭设防护设施外，还应按标准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安装红灯警示。
第十三条 施工现场应按规定设置消防设施，在易发生火灾的部位施工或者使用易燃建材时，应采取特殊的消防安全措施。
第十四条 施工使用的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在进入现场之前，
应经专业检验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并报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备案。其它应检测的机械设备和安全防护用具，经专业检验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禁止使用竹质、木质材料搭设脚手架，禁止使用独杆吊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设施与设备，禁止使用超过规定安全使用年限或安全保护装置不全的设施与设备。
第十六条 实行建设工程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总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在分包合同中应当明确双方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责任。分包单位向总包单位负责，服从总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第十七条 监理单位应当采取巡视、旁站、平行检验等方式，依法对工程施工实施安全监理。对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应及时下达整改指令。对拒不执行整改指令的，应及时向相关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报告。
第十八条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应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要求，制定辖区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体系，落实应急救援经费，配备应急救援设备，定期组织现场危险源的辨识和评价。
第十九条 从事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的机构必须经过省建设主管部门考核并取得资质证书，配备与安全监督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工程安全监督的工作人员，应持有省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安全监督员证》。
第二十条 各级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应依法对相关单位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不安全行为、查处安全事故、建立工程安全生产监督档案。对竣工工程安全生产情况应作出综合评定，综合评定的结果应作为办理工程竣工备案、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手续的依据。
第二十一条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在接到安全事故报告后，应迅速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属一般安全事故的，由工程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组或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属较大安全事故的，由市人民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重大事故的，由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向施工单位提供建设工程安全措施和施工现场临时设施费用的；
(二)施工安全条件不完备，强令施工单位施工的；
(三)未按规定选择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施工企业承担工程施工任务的。
第二十三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进行施工的；
(二)未按本办法规定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
(三)施工现场经安全检查考核达不到《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要求的。
第二十四条 施工现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拒不整改的，由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停业整顿，给予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的处罚，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项目经理、安全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等持证人员，降低资格等级或吊销资格证书：
第二十五条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要加强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施工企业承建工程项目的日常监督、巡查，因安全生产问题对同一施工单位三个以上（含三个）项目或同一项目两次以上（含两次）做出限期整改或责令停工等处理的，应于作出最后一次处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颁证管理机关报告，由颁证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六条 从事建设工程的有关单位及责任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本办法规定，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依据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分离
中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另一种思路
陈瑞华 北京大学
关键词: 定罪 量刑 分离 程序
内容提要: 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诉讼模式，造成定罪问题成为审判的中心问题，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法院的量刑决策过程参与不足、影响力不充分。只有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开来，才能解决刑事辩护不充分的问题。只有构建专门的量刑听证程序，控辨双方才可以真正有效地参与量刑的决策过程，并通过行使诉权来制约裁判权，也可以适度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一、引言
迄今为止，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一是英美的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二是大陆法中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在前一模式中，刑事审判分为“定罪裁断”与“量刑听证”两个相对分离的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对抗式的诉讼模式，要受到证据规则的严格约束，事实裁判者通过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盘问，要对被告人是否构成起诉罪名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裁断。[1]被告人一旦被确认为有罪的，法官会就量刑问题举行专门的听证会，由缓刑机构或社会工作者当庭发表“量刑前调查报告”，听取检察官、被告方甚至被害方的量刑意见，然后作出量刑裁决。而在大陆法的一体化模式中，刑事法庭经过完整的法庭审判，既要解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要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作出裁决。与英美模式相比，大陆模式确定由同一审判组织，经过同一审判程序，适用同一程序和证据规则，同时解决定罪和定罪后的量刑问题。[2]
中国1996年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对抗式诉讼制度的要素，冲淡了原来的超职权主义诉讼色彩，确立了所谓的“抗辩式”或“辩论式”审判程序，[3]但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仍然维持了与大陆法国家相似的固有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对犯罪人的量刑不是法庭审判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裁判者没有将量刑问题纳入法庭调查的对象，而最多在法庭辩论阶段将其视为附带于定罪的问题；无论是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还是被害方和辩护方，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就有罪被告人的量刑情节、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进行有针对性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主要是由法官通过一种“办公室作业”的秘密方式来完成的。
近年来，中国法院在量刑问题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公诉方与辩护方都只是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法庭质证和辩论，法庭根本不给予双方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由此导致在这些案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辩护不充分的问题。[4]而在那些被告人作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仍然围绕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而调查证据和组织辩论，对于案件的量刑基准以及各类量刑情节则缺乏必要的调查和辩论。法院判决书对量刑的理由很少给出充分的说明，这势必导致被告人、辩护人经常难以认同法院在量刑上的裁判逻辑。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往往只关心定罪问题，而对于量刑问题既不发表意见，也不提出专门的证据和事实，而任由法官在法庭之外对量刑问题做出裁断。但是，法院对于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都适用缓刑，尤其是对那些国家公职人员涉嫌渎职犯罪的案件，法院适用缓刑的比例更是高达85％以上。而对于这种裁判结论，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一般很少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检察官对于法院的量刑裁断权提出异议，要求检察机关提出量刑意见、加强对法院量刑问题“法律监督”的声音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在那些有被害人的案件中，过于重视定罪问题的法庭审理程序根本无法给予被害人参与量刑决策过程的机会，法官通过阅卷和庭外调查等方式来审核量刑问题，使得被害人被排斥在量刑程序之外，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的影响。不少被害人对法院的量刑裁决都有不满之声，甚至为此走上申诉、上访之路。
考虑到被告人当庭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仅占很少的比例，控辩双方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很少就定罪问题发生争议，因此可以说中国刑事审判中的问题其实主要是量刑问题。而在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诉讼框架下，控辩双方都被排除在量刑的决策过程之外，被害人也难以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表达异议，法官在量刑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势必会普遍出现。近年来，基于对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之缺陷的认识，一些地方的基层法院和检察院对量刑程序做出一定的改革。例如，越来越多的检察机关开始探索“量刑建议”的改革，就量刑的种类和幅度向法院提出明确的意见，法院则就量刑问题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辩论，并在裁判文书中就其量刑裁决说明理由，检察机关则根据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况做出是否提起抗诉的决定。[5]又如，一些法院开始在法庭审理程序结束之后试行“缓刑听证”制度，给予控辩双方、被害方以及来自社区、学校和当事人家庭的各界人士参与听证的机会，并就是否适用缓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进行辩论。[6]再如，很多法院对少年案件开始试行“圆桌审判”制度，法官、陪审员或者社会工作者就少年被告人事先进行社会调查，并在开庭时提交并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对于被告人的出身、成长、社会关系、学校教育、平常表现、前科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证明，并就量刑问题进行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各方就最终的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法官在听取这些报告和辩论的基础上做出量刑裁决。[7]可以说，中国法院在量刑程序问题上出现了自生自发的改革迹象。
最高法院在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关于其他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并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8]这显示出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审判模式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的改革问题做出简要的讨论。笔者将对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做出反思性评论，然后提出将定罪与量刑程序予以分离的主要理由，对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制度构建提出初步的设想。
二、定罪与量刑的一体化模式及其缺陷
尽管中国与大陆法国家在刑事审判制度上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但在定罪与量刑的关系上却采取了大体相似的程序模式。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对这种具体制度上的差异忽略不计，而通过与英美法中的定罪与量刑的分离模式作比较，来总结这种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的特征，并对其做出初步的评价。
在英美刑事审判制度中，定罪裁判与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事实信息被明确区分开来。缓刑监督机构的量刑前调查制度，使得大量与定罪无关的证据材料和事实信息被系统地收集起来。作为一种受法官委托从事社会调查的机构，缓刑监督机构具有相对的中立性，它所提交的量刑前报告可以涵盖各种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信息。由于不受证据规则的限制，这些证据和信息只要有助于法官确定被告人罪行的性质、后果以及被告人的人格及其再犯可能的，就都具有可采性。甚至就连被害人都有机会将自己及其家庭因犯罪所遭受的伤害后果陈述出来，并提交给法官作为量刑的信息来源。量刑听证制度的设计，不仅给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甚至被害人提供了一个参与量刑裁决过程、影响法官量刑决定的机会，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法官量刑决策的合理性。因为无论是缓刑官员提交的量刑前调查报告，被害人做出的影响陈述，还是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就量刑问题所提出的证据和意见，都使得法官从不同方面获得了与量刑有关的信息来源，各方的参与还使得量刑听证具有“量刑评估”的效果。相对于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单方面地依靠听审和阅卷来确定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的裁判方式，英美法官在量刑信息的取得上要更为完整和全面，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受到更为严密的约束。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英美模式是完美无缺的。通常情况下，一种制度的优势有时从另一角度来看恰恰构成了它的劣势。定罪与量刑的分离，势必造成同一个案件要经历两次司法裁判过程，控辩双方也要前后两次出席法庭审理，参与法庭证据调查和辩论。这不仅会给法院带来不同程度的办案压力，导致诉讼成本投入的增加，影响诉讼的效率，而且还使控辩双方承受更大的讼累，投入更多的旨在应付诉讼活动的精力和财力。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还会带来诉讼结案期间的冗长拖沓，被告人长时间地接受定罪和量刑方面的裁判，也可能长时间地受到不适当的未决羁押。
相对而言，大陆法国家所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英美模式的缺陷。因为在这一模式下，定罪与量刑要由同一审判组织经由同一审判程序来形成裁判结论。法庭经过一次连续的审理过程，既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又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加以裁决。由于不实行英美法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职业法官与陪审员拥有完全相同的审判权。大陆法国家的刑事审判制度中不存在较为严格的证据规则，那些旨在限制证据之相关性、合法性的规则也相对简单得多。再加上法官在开庭前要全面查阅案卷材料，法庭上又可依据职权决定证据调查的范围、顺序和方式，因此，整个法庭审理过程既显得十分流畅，又避免了冗长拖沓。在法庭审理结束后，法庭在所有裁判者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依次对罪责问题和量刑问题进行投票，产生裁判结论。这种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无疑是富有效率的。不仅如此，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在定罪与量刑裁决形成之后，还会就其裁判结论充分地阐述理由，并在裁判文书中对这些理由作出较为详细的记载。这种详细阐明裁判理由的做法，无疑对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构成一种有效的约束。
尽管如此，大陆法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在正当性和合理性上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在英美学者看来，在同一审判程序中做出定罪和量刑两个决定，无疑会带来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除了列举证明有罪或者无罪所需的证据外，法庭还必须十分小心地收集其他量刑所需的证据。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本身也必须考虑证据、发问并在集中于证据、提问以及解决有罪与否问题所必须的主张的同时，就量刑进行辩论。”但是，由于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和主张经常发生矛盾，他们“经常不得不选择事先做出定罪决定还是先做出量刑决定”，这对辩护律师来说显得尤为艰难，因为“辩护律师很难既主张被告人无罪，同时又主张他对自己的罪行有所悔改”。不仅如此，由于定罪与量刑在同一程序中加以决定，“法官有义务将被告人先前的犯罪记录作为庭审中的证据”。[9]因此，无论是职业法官还是陪审员，都很难避免这些犯罪记录对于他们做出定罪裁决的影响。
无论是英美学者还是大陆学者，都指出大陆法实行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缺陷：一是容易削弱无罪推定的效力，造成被告人诉讼地位的降低；二是造成法官在量刑上拥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难以获得较为充分的事实信息，更无法在量刑裁决过程中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在前一方面，因为法庭在尚未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之前，即调查被告人的犯罪前科问题，这容易削弱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效果，也可能使陪审员产生被告人有罪的印象。同时，在被告人保持沉默、拒不认罪以及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情况下，辩护律师难以就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而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如果选择支持无罪辩护，则没有机会充分地发表从轻量刑意见；如果提出各种旨在说服法庭从轻量刑的辩护意见，则会出现辩护律师在一场审判中先后作无罪辩护与从轻量刑辩护的局面，使得无罪辩护的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而从后一角度来看，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做出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信息与定罪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法庭几乎不可能对被告人的罪行展开全面的社会调查，包括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原因、成长经历、社会环境、被害人过错、家庭和教育情况等因素，不可能在法庭审理中受到认真关注。法庭也不可能对犯罪造成的各种后果给与全面的关注，诸如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身体伤害、精神创伤，犯罪给被害人家人所带来的各种损害，犯罪给社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难以成为法官的量刑信息资源；法庭更不可能对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未来的刑罚效果做出科学的评估，法官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控辩双方也更多地关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关注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所采取的刑罚是否足以遏制犯罪等刑罚效果层面上的问题，大陆法国家因缺乏类似英美缓刑监督机构那样的专业机构的参与，更没有可能就刑罚效果问题展开认真的辩论和评估。于是，尽管控辩双方有机会提出量刑意见，但量刑总体上是法官在“评议室”内完成的裁判事项，量刑信息既没有经过充分的辩论和审查，也没有经过专业人员的社会调查，而完全成为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事项。[10]
三、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基本理由
根据前面的分析，大陆法所确立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批评。就连大陆法国家的一些学者也指出了这种程序模式的一些缺陷。中国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这种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已经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而在被告人选择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也没有将审判的重心放在量刑问题上，而仍然将极为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对定罪问题的审查之中。中国近年来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也充分显示，一种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为宗旨的量刑程序改革是有相当大的生命力的，而从长远上看，这种改革最终将逐渐导向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也就是一种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的全面构建。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予以分离呢？这种改革的正当性究竟是什么？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从刑事辩护的充分性、公诉权的延伸、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量刑信息与定罪信息的区分、被害人的诉讼参与以及刑事证据法的定位等五个方面，来对这种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化改革的理由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刑事辩护的充分性问题
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诉讼模式，造成定罪问题成为法庭审判的中心，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法院的量刑决策过程存在着明显的参与不足、影响力不充分的问题。这在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显示。[11]德国学者赫尔曼教授明确指出：“在德国的庭审中最后辩论可能给辩护律师带来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辩护律师想要主张被告人无罪，他或者她将申请无罪释放。由于律师无法确定法庭是否一定会判决无罪，他必须同时解决一旦被告人被认定有罪应当判处何种刑罚的问题。由于美国刑事诉讼中存在一个单独的量刑庭审，辩护律师就不必面临这种困境。”[12]
在中国刑事审判过程中，那些选择无罪辩护的被告人、辩护人也经常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诉讼境地：被告人如果做出了无罪辩护，强调本案“证据不足”或者自己“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就只能按照这一口径进行诉讼活动，而根本不可能在法庭调查环节强调旨在证明被告人罪轻的事实和情节，也不可能在法庭辩论阶段再来论证“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必要性”。否则，被告人、辩护人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后面所作的有罪辩护意见势必会对前面的无罪辩护观点形成一种否决作用。于是，辩护律师在选择辩护方向时经常存在一种不可兼得的无奈心理：如果做出无罪辩护，就意味着在法庭上根本没有机会强调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如果充分指出那些旨在说明应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事实和情节，就只能跟无罪辩护无缘了。在近期发生的许霆案件中，控辩双方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双方在长达4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只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质证和辩论，而根本无法顾及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量刑问题恰恰是本案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
其实，对被告人而言，量刑与定罪属于两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使对那些已开始打算作无罪辩护的被告人来说，在他们发现说服法庭作出无罪判决没有希望之后，也会希望有证明自己应被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罚的机会。然而，现行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却从根本上剥夺了被告人提出新的辩护意见的机会，造成在那些被告人选择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辩护主张不充分、辩护理由难以全面阐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