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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级法院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实现途径
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玉刚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是最高法院提出的新时期人民法院的工作指导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法院的工作方向和主要任务。中级法院在我国四级法院整体构架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要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真正落到实处，中级法院必须从自身在我国四级法院体系中的定位出发，结合实际，积极开拓，努力确保“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指导思路落实到新时期司法审判的具体工作中去，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更新理念，主动实践能动司法
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实践的理论基础，是确保审判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好的司法理念，就没有好的司法态度，就没有好的司法作风，更没有好的司法效果。因此，中级法院贯彻“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指导思想，必须首先从理念抓起，从能动司法做起，以“三个至上”思想为指导，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进一步增强中级法院领导干部和广大干警的大局意识、保障意识和服务意识。及时转变司法理念，调整工作方向，把中级法院的工作放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定位、去思考、去谋划，积极主动依法履行审判职能，确保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司法领域的有效落实。必须坚定不移地践行司法为民宗旨，认真对待群众的反映和呼声，多施便民利民之举，解决好“权从何来、为谁司法”的问题，力求在立案上更加周到便利，在诉讼程序上更加简便快捷，在证据收集上更加注重客观真实，在判决文书论理上更加清楚易懂，努力使我们的工作贴近民情、符合民意、赢得民心，切实提高司法的亲和力。中级法院在新的形势下必须积极应对社会需求，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办好案件的同时，认真贯彻落实“三项重点工作”，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回访帮教、司法建议等工作，努力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力争实现司法效果的最大化、最佳化。
二、惩恶扬善，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长治”才能“久安”，只有“久安”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和谐健康的发展。稳定是和谐的基础，稳定是发展的基础，稳定也是当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没有和谐稳定，就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和谐稳定，就没有人民的富裕。打击犯罪、维护稳定是人民法院的首要职责。中级法院要把严厉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强化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让人民群众有安全感，保持社会的稳定。目前，打击的重点是经济领域、木材生产流通领域、破坏森林资源和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安全，如杀人、放火、抢劫、盗窃等暴力性犯罪行为。在实施严打的过程中，对多发性犯罪，暴力性犯罪和严重的经济犯罪，从重从快进行打击。坚持罪刑法定、罪当其罚，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处；对青少年犯罪、初犯和偶犯，以及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原则，尽量从轻或减轻处罚，充分体现现行的法律政策。努力做到既要打击震慑犯罪，又要充分尊重人格权利，起到打击震慑与教育保护的双重作用。
　　三、定纷止争，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讲，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这一时期正是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积聚膨胀和蓄势待发的时期。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影响经济发展。调节社会矛盾有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法律的等多种手段。但法律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手段。当人们对其他手段失去信心后，他必然要求助于法律去解决。法律是解决社会矛盾、弘扬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所规范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底线”，他起着公正的保障作用。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绝大多数是民商事案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反映，如家庭矛盾、邻里争执、商业纠纷，等等。能否处理好这些案件，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审判机关的重要任务就是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做到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维护公平和正义，让人民群众有冤可诉、有理能赢。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教育我们广大干警怀爱民之心，守为民之责，办利民之事。民商事案件是以调解和裁判相结合，我们要坚持做好“诉讼风险告知制度”，让当事人知情明理。要坚持以调解为主的原则，减少当事人的矛盾冲突，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最大限度地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维系人际之间的和谐与社会稳定。另外，我们还要推行各种便民利民措施，如巡回办案制度、司法救济制度，帮助当事人降低诉讼风险，减少诉讼成本。重点要保护好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中级法院还要切实加强对基层法院的审级监督，对于所辖区域的基层法院把握好司法为民的方向，帮助基层法院消化处理重大疑难案件，开展业务培训和业务指导，同时还要把最高法院和省高院的各项方针政策、安排部署传达贯彻到基层法院，切实做好上情下达和统筹管理，确保全国法院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发挥好承上启下的中枢和纽带作用。
　　四、树立权威，坚持做到秉公执法
　　司法以公正为核心，案件以质量为灵魂。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则必须实现司法公正。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后果要大于十次犯罪”；“犯罪好比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这是多么深刻的道理，让人们领悟到了不公正裁判的严重后果。所以审判机关必须做到秉公执法，维护社会正义。要想做到提高案件质量、秉公执法，就必须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形象公正。程序就是秩序，就是规则。如果一个案件不按程序和规则办事，那么，其结果很有可能是不公正的。坚持程序公正可以吸收一些不满，可以给当事人公正的感觉。实体问题直接涉及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这也是当事人最关注的问题。所以，必须要做到实体公正，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关于形象公正，说的是法官给社会公众、特别是给当事人的印象是否公正。一个法官审理案件时，对其中一个当事人和言悦色，以礼相待；对另一个当事人则冷言相对，态度蛮横，尽管案件审理结果是公正的，但由于当事人不懂法或对法官有怀疑，他也认为结果是错误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礼貌地听问题，聪明地想问题，冷静地回答问题，公正地解决问题”。做为一个法官，不仅是基于法律的，更是基于道德良知的。因为他是法律的守护神，是公正的化身，除了法律他还应有道德和良知的标准。所以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做到秉公执法。
五、打造队伍，提高队伍建设水平
中级法院落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指导思想，必须从提高司法能力入手，全面提升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要从推进法官队伍的业务建设入手，加大学习和培训力度，及时更新知识，丰富知识储备，提升业务技能。在现代社会，知识的衰减期已不足四年，学习与继续学习的任务相当繁重。截止目前，我国已经颁布了9000多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各种司法解释，这是一个系统庞大的知识体系，他从各个方面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调节着各种社会关系，保持社会和谐健康地向前发展。因此，我们要通过集中学习、专项培训、开示范庭、外出深造等形式，努力提高法官的法学理论水平和驾驭庭审的能力，培养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精通业务的审判人才，走人才兴院、人才强院之路。中级法院还要组织好所辖基层法院干警学习和培训，切实提升两级法院整体司法能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恪守法律的尊严、正义的良知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坚持秉公办案。大力改进工作作风，改掉衙门作风，既不能对当事人态度蛮横，冷眼相见，更不能滥用手中司法权力。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中级法院还要从协管的工作职能出发，加强对基层法院干警队伍建设的指导，对干警工作作风开展督查，树立两级法院良好的整体形象，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司法公正的法官队伍，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在我国司法领域，最富有中国特色、最引人争议、最具有社会功效的，莫过于劳动教养制度”。通过对劳动教养如何改革展开讨论，可以为顶层设计出台最优方案提供适当的理论支持。

劳动教养:中国式保安处分制度

改革劳教制度，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需要。进行劳教制度改革，首先需要认识劳教制度的性质。

有一种说法近乎通说，认为治安处罚与刑法(刑罚)已无缝对接，完全没有劳动教养存在的余地，应当废除劳动教养。依据是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年)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需要澄清。诚然，治安管理处罚与刑法(刑罚)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程度上彼此衔接，但并非证明劳教无法容身。须知，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关注的是行为本身的危害性，均属“违法行为法”这一普通法部类。而劳动教养处分对象，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种类归属上曾有诸多变化，但通说认为是“大法不犯、罪错不断、屡教不改”的常习性违法人群。应当认为，劳动教养关注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恶习(人身危险性)，是“违法行为人法”，属特别法类型。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是制裁“恶行”，而劳动教养收容处分的是“恶习”。行为法与行为人法不属同一法律部类，二者不可比附，也不相互抵牾。

有两个事例值得理论关注:其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有该法第67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68条(“制作、运输、复制、出售淫秽的书刊、图片、影片、音像制品等淫秽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第70条(“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的行为，“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这些“屡教不改”的行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在少数;这类行为不属刑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治安处罚对此也无能为力。对这类人员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惯常的刑事性违法人群。公安部2005年9月13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指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的强制性教育措施，就是劳动教养。

其二，1979年刑法第152条规定，“惯窃、惯骗”或者盗窃、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均为两罪的加重犯。但1997年刑法修订为了保持刑量的可计算性删除了“惯窃、惯骗”的规定，表明现行刑法关于罪刑的分则性规范纯属“行为法”，以区隔“行为人法”。

西方社会中存在的保安处分有两类:一类是由行政程序裁决的行政性保安处分，对象有对吸毒成瘾者的强制戒毒，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还有对游手好闲的流浪者实行民事收容，执行方式均为强制性处遇措施。另一类是对常习性犯罪人(倾向犯)经由司法程序采取的刑事性保安处分(亦称司法性保安处分)，即定罪判刑之后外加一定时间的限制自由的保安处分。两类保安处分的共同本质属性:旨在保卫社会安宁防止特定人群违法升级的法律制度。

我国劳动教养设施收容对象主要是两类人，强制戒毒者和常习性刑事性违法人群。这在西方当分属行政性保安处分和刑事性保安处分。而我国，由于刑法犯罪概念设有定量限制(导致大大缩小“犯罪”标签粘贴机会，符合传统中华文化精神，减缩刑事打击面是我国传统治国理政经验)，因此保安处分措施只能统归行政程序，执行方式当同为强制性教育矫治措施，也是这种制度的法律定位。

保安处分制度不是我国的创造，德国早在1933年就引进刑罚以外的保安及矫正处分(刑罚的双轨制)的惯犯法，基本做法一直持续至今。我国稍有差异的仅是将行政性保安处分与刑事性保安处分在程序机制上合二为一。在基本特性和终极目的上无异于国际通行的保安处分制度，只是在组织形式上存在差异，或者是不典型的行政性保安处分，或者是不典型的刑事性(司法性)保安处分。保安处分性质的“劳动教养”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措施，在存在论上是可以证成的。

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合法性欠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规范性依据有，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批准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这些均属“行政法规”，不是“法律”。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

(二)劳动教养裁决主体为非中立的单一行政机关，加之缺乏有效监督，随意性大，频频出现侵犯人权的事例。

(三)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缺乏法定化，必然导致处分对象的泛化，诸如因单纯言论、信仰这类纯属思想范畴问题而被劳动教养的事例并非罕见。执法权滥用败坏了“劳教”名声。

劳动教养制度改革方案探讨

(一)彻底废除劳教制度，也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改革

具体做法是，将以往该作劳教处理的案件一概不再作劳教处理，视具体情况，或者上提适用刑法按犯罪起诉，或者下放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作治安处罚。这可能是零成本满收益干净利索的举措。举例说，如遇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7条和第76条规定的“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屡教不改的，可以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即劳动教养)。当然在执法实务中也可以不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符合刑法规定则作犯罪处理，不够刑法规定便作治安处罚。这是将“行为人法”作“行为法”处理。如果只有少数个案，这种办法并无大碍，而且相比有人建议设立“轻罪法庭”(按逻辑推导，这必将导致同时取消治安管理处罚)更为妥当。但是，如果这种做法在实务中出现批量现象，则可能造成削足适履效应，需要慎重考量。

(二)实际改革方案

1.劳动教养制度改革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应是名称问题。由于几十年来执法权滥用，社会舆情出现了“劳动教养”与“侵犯人权”两个概念几近形影相随现象。加之，为使拟议中的改革方案名实相符，曾经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的名称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但有人认为采用“违法行为矫治法”更好，因为“矫治”概念已内含“教育”因素，所以不必赘加“教育”二字。还有人建议采用“收容教育法”。将劳动教养措施改为“违法行为矫治法”这个名称也许未必十分理想，但如果想不出更好的，这也不失为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2.违法行为矫治法适用对象法定化是劳教改革的核心问题，它是约束这种制度在法治框架内运作而不被滥用的法律保障。劳动教养处遇——违法行为矫治，其对象应是具有违法恶习(违法行为反复性，常习性违法)的人。对常习性违法者的“矫治”必须通过一段时间的“强制性教育”，这是生活常识。换言之，只有对屡教不改的常习性违法者才可适用强制性教育(矫治)措施。明确了适用条件，适用对象的范围才不至于被无限扩大。

关于违法行为矫治法适用对象范围，有不同的看法。我国现行对违法行为的强制性教育措施主要有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政府收容教养等。“劳动教养”纳入行为矫治法自不待言，而“收容教育”该不该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认为应该入围的理由是1997年刑法“附则”的规定，列于附件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决定予以保留，“其中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包括《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4条规定“对卖淫嫖娼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人员可以由公安机关进行收容教育。”这里必须指出两点，其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对卖淫、嫖娼者的处罚方法有“15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但并无收容教育之规定。所谓“收容教育”，是1993年9月4日以国务院发布规定由公安部负责解释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外所添加的“解释走私货”。其二，2005年出台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废止。前者第66条取代了后者第30条，最高处罚仅为“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金”，不仅没有“收容教育”，甚至取消了《条例》第30条的“劳动教养”(即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对第67条、第68条和第70条行为的屡教不改者可以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措施”)。

剩下的问题是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的“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这种“政府收容教养”该不该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按矫治法本性属保安处分性质，政府收容教养不该进入，但鉴于政府收容教养事例不多，出于实务经济性考量，将其当作“另则”收进也未尝不可。

强制戒毒，可以归入违法行为矫治法。因为吸毒属违法，成瘾具有惯常性。对精神病患者不应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因为精神病不属违法。

违法行为矫治法的适用对象就是实施违法行为且屡教不改者。首先，对“违法行为”应有明确的类型性规定，并且对“屡教不改”也须有可操作的解释。公安机关曾对“屡教不改”解释为，指依法判处刑罚执行期满五年内又实施前述行为，或者被依法予以罚款、行政拘留、劳动教养执行期满后三年内又实施前述行为，情节较重，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情形。这一思路可供参考。

矫治期限应作明确规定，以三个月以上至两年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