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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主要问题之一。土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土地权利与义务的双重缺失与失衡。这种缺失和失衡，使得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都缺乏制度化的实现和调节机制，导致土地利用上的囚徒困境博弈和公地悲剧。因此，要制度化地解决中国土地领域存在的问题，必须构建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土地管理制度体系，形成各方合理的利益结构，而这也构成了中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同时，制度化的土地管理模式，也需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改变中国土地管理的制度环境。
　　 近年来，土地领域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尖锐，也暴露了中国土地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中国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适应人地关系变化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等外生因素变化而建立起来的，反映了当时的需要和历史条件。但也正是因为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土地管理制度对土地财产权利界定及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利益的安排，没有充分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集体和个体之间在土地利益上的深刻变化，也没有形成合理的制度化的相关利益调节机制，造成了土地领域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1）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和地方财政收入，大量圈地，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2）农村集体和个人为避免土地被征，争相违法利用土地渔利，而无需承担相应的财产责任，导致国家和社会利益事实受损；（3）各地都没有动机保护耕地，导致土地滥用、耕地锐减；（4）土地腐败；（5）土地财政、房地产泡沫与住房困难，等等。土地管理（含拆迁）领域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必须妥善解决。

　　土地管理领域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权利与义务的双重缺失和失衡。因此，建立健全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土地管理制度体系，就成为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也成为中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和目标。目前有关征地拆迁的理论探讨和操作方案，尚没有从权利与义务、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平衡的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系统的、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在长期调查，运用公共行政学、制度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进行研究和对土地管理制度及其环境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针对土地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对建立权利义务关系对等的土地管理制度体系提出构想，为制度化地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参考。

　　一、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原因：权利与义务的双重缺失与失衡

　　土地管理领域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土地管理制度中，土地权利和义务体系的双重缺失与失衡。

　　（一）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国有土地权利的失衡，导致集体土地利用上的囚徒困境博弈和公地悲剧

　　1978年以来，城市国有土地的财产权利逐步完善，但是，农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利则不完整，表现在如下方面。（1）在所有权上，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属全体村民集体所有，在制度上也没有实现农村集体所有的具体安排，存在着所有权虚置的问题。（2）在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相比也是残缺的，集体建设土地（非农建设用地，含宅基地）不像国有土地那样可以进行转让、抵押和获取收益等。由于产权的不明晰，不完整，农民集体土地难以得到产权上的保护，各类用地主体都争相使用农村集体土地（政府低价征地、村集体、个人和企业等违法用地），导致土地利用上的囚徒困境博弈、土地滥用和公地悲剧。

　　（二）征地拆迁赔偿价与物业市场价值的失衡，导致被征地拆迁人抗争

　　在征地过程中，赔偿的依据主要是土地农业产出乘以一定的倍数，而不是农地改变用途之后的市场价值。虽然1982年以来国家多次提高征地拆迁补偿标准，2004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和同年11月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如果原有最高赔偿标准（约为耕地平均年产值的30倍）仍然不能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可以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也可按被征地片区综合地价进行补偿，但征地补偿标准的依据仍然不是物业的市场价值。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价格仍然远远高于征地拆迁的价格。地方政府征地和卖地的巨大价差造成的被征地拆迁人利益损失以及生活困难，是导致近年来城乡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土地开发权的失衡，导致各地争相使用土地而疏于保护耕地

　　目前，不同地区土地的开发权是不平等的，并且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调节这种不平等。现有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和耕地保护，都是通过行政性的土地利用规划分区来实现的，即通过行政权来规定某个区域用于非农开发，某个区域的耕地要进行保护，只能用于农业生产。由于不同功能的土地收益是不同的，规划为非农用地（工商用地）的价值高，而规划为农业用地的价值低，被规划为耕地保护的区域实际上被剥夺了将土地用于其它用途以获取更高收益的权利。土地的功能分区是必要的，但是，行政地规定一个区域的开发权和限制另一个地区的开发权，并且没有利益补偿的机制，容易造成各地在土地利用上的零和博弈格局，使得被规划为耕地保护区的区域没有内在的动机保护耕地。致使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都没有强烈的动机保护耕地，而是想方设法突破土地利用限制。这一方面造成地利分配不公，一方面导致土地的滥用。

　　（四）土地财产权利和义务的失衡，导致不当得利及国家和公共利益遭受损失

　　与土地权利不完整相对应，土地义务制度不完整导致违法得利、守法吃亏及国家和社会利益受损的事实，也是目前土地管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对于农村集体土地，一方面，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规定不可转让，但另一方面，对事实上发生转让、出租并获得巨额收益的行为也没有规定相应的税费，进行相应的法律处罚，导致违法用地有收益而无成本。这是巨量农村集体土地违法入市，导致以租代征、小产权房和违法建筑盛行的重要原因。一些集体和个人在城市化过程中因此坐地暴富，成为城市“房东阶层”[1]。其结果是既没有能够控制土地的使用，也造成不当得利、国家税收流失和利益受损。也就是说，土地义务制度的缺失，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也缺乏制度化的实现机制。

　　没有完善的房地产义务制度也导致当事人对征地拆迁赔偿过高的心理预期。本来，权益人合理的物业收益是物业市场价值减去相应的税费义务，并且违法物业不予赔偿。但在按市场价值对征地进行补偿的讨论中，研究者基本上没有讨论与物业权利相应的义务，也不论其物业是否合法，使得包括被征地人在内的社会舆论都认为，被征地者应该得到的是物业市场价值的全部，而非扣除所有相应税费之后的剩余[2]，结果导致对征地拆迁赔偿的过高预期，无谓地提高了征地拆迁的交易成本（如仅仅拖延时间即可导致成本大幅提高），更有甚者，可能造成漫天要价的所谓“钉子户”，致使建设项目难以进行下去，既不利于城市的发展，也给相关居民生活带来不便。事实上，如果有完善的财产义务制度安排，相关人员并不能取得如此巨款，坐地暴富。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都是由国家投资的，并且由于国家的政策倾斜、投资倾斜和城乡差异，中国城市的发展既是农村贡献的结果，也实际上与其它地区的支持有关，因此，城市及城市郊区物业的迅速增值不是这些权益人投入的结果，其增值自然不能完全归这些土地的所有者，而是需要缴纳相应的税费，以通过国家的转移支付弥补未得到开发地区的损失，这在国家投资经济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完善的土地义务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惯例，在这些国家，既有完善的财产权利，也有完善的财产义务，其土地义务包括土地保有税、土地有偿转移和增值税、土地取得和无偿转移税等等[3]。这些规定，既是对财产权利的尊重，也是对社会公平的尊重。只讲权利、不讲义务，只能导致社会不公平，也不利于耕地的保护。

　　二、制度化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途径：建立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土地管理制度体系

　　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合理的制度安排是一种能够使各方合理利益得到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安排，唯其如此，才能实现制度均衡[4]。因此，要制度化地解决中国土地问题，或者说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必须满足如下要求：即建立国家、集体、个人合理利益均得到平衡和实现的机制，从制度上消除土地利用上“囚徒困境博弈”的利益诱因，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土地管理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目前，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有各种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1）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赋予农村土地完整的财产权利，农村土地权利变更（包括征地），需按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规则进行[5]；（2）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6]；（3）保留和完善集体土地所有制，赋予集体土地更充分的物权，包括管理权、处分权、流转权、收益权等[7]；（4）实行国家、集体和农民私人三种所有制并存[8]；（5）搁置土地所有权的争议，将重点放在土地的用益物权方面，更好地保障农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利[9]；（6）提高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按市场价格进行赔偿，征地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目的，等等。这些主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否认土地的收益权利，虽然实现权利的路径各有不同。这些主张可以概括为纯粹“权利视角”。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无视权益人的权利，低价强制征地拆迁，这类做法可以称为“行政义务视角”。

　　行政义务视角无视权益人的权利，已经受到广泛批评。但是，“权利视角”，在主张权利的同时，也忽视了相应的义务，也是不全面或者是有问题的。对征地拆迁的赔偿，权利视角往往认为，征地拆迁应按市场价赔偿，并且权利人应该得到市场价的全部。但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权利人得到的是按市场价赔偿并扣除相应增值税费后的剩余。只有这样，才能平衡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既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防止不当得利，避免国家和社会遭受损失。在现实操作中，国家总体上越来越尊重土地权利，提高补偿标准，主张合理补偿，但究竟提高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科学的边界，故仍难以避免实际工作中的争议。至于所有权，本文主张明晰农村集体土地财产权利，但并不主张实行农村集体土地的私有化。因为土地私有化可能存在两大风险。一个是可能造成土地兼并。在中国，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土地兼并可能导致一些农民失去基本生活资料，沦为赤贫。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备（短期内很难完备），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下，土地私有化客观上存在较大风险。第二个风险是高昂的城市化成本。土地私有化会造成小土地所有制，可能造成城市规划和城市用地交易成本过高，不适应中国快速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的目标不应是土地的私有化，而是要找到既能明确集体土地财产权利，又能降低城市化成本的制度安排。

　　因此，一个合理的土地管理制度安排，应该形成一个合理的利益诱因结构，能够满足和实现各方面的合理利益，并限制不合理的利益。具体而言，土地管理的制度安排，应该在完善土地所有权及其实现形式的同时，保障权益人的物权；土地征用和转移应参照土地市场价格，但权益人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缴纳相应的保有和增值税费等（按照可比价格计算）。这样，才能确立各方面的利益及其边界，既保障权益人合法权益，又防止不劳而获和不当得利，维护国家和全社会的利益。通过建立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土地管理制度体系，形成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合理利益均得到实现和调节的制度化机制，也为解决目前土地问题奠定制度基础。只强调权利或只强调义务，都不可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中国目前土地领域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制度化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目标模式，就是最终要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利与义务完善、对等的土地管理制度体系。

　　三、权利义务平衡的土地管理体系的具体制度安排

　　（一）健全土地权利体系，通过产权限制地方政府征地冲动

　　明晰的产权是财产得以保护的重要前提。财产权利是一个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各项权利在内的权利束。按照Armen A. Alchian的定义，财产权包括三个要素：（1）排他性地决定财产用途的权利；（2）排他性地享有财产收益的权利；（3）以相互同意的方式让渡财产的权利[10]。我们看到，在产权缺乏明确而充分的法律保护下，农村集体土地成为地方政府、企业、集体和个人觊觎的目标，导致了各方在土地利用上的“囚徒困境”博弈和土地保护上的“搭便车”行为，其结果是土地滥用和土地管理上的混乱局面。在权益没有得到明确划分和保障（可能被征收），不用白不用的心理指导下，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保护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应该通过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权利来保护土地。

　　1．进一步明晰和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可以建立农村集体土地的按份共有制度或者合有制度[11]，农村集体的每个成员均平等地拥有对集体土地的处置权，集体土地权利的变更，均由农民集体共同决定，避免农村基层组织擅自处置集体土地。

　　2．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即具有开发建设权的土地，含合法的宅基地）与城市建设用地拥有同样的财产权利，实行同地同权同义务，消除城乡建设用地的二元分割，农民集体可以依据法律规定按市场价格转让自己的建设用地，农民集体享有排他性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

　　3．完善农村集体土地的民主管理制度，健全集体所有权的实现机制。一是建立农村集体土地权益处置的民主决策体制，由全体土地所有人集体决定土地的使用和权益改变，没有全体村民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土地权益不得发生转移或变更。二是由全体土地权益人决定土地收益的使用和分配。三是土地交易、收益分配的过程全部公开，议程由全体村民讨论决定。农村集体土地的民主管理，可以避免土地产权虚位的问题，应该成为未来完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二）健全土地义务体系，防止坐地暴富，维护政府和全社会的利益
合同风险防范全程指引之一（合同订立前）

江苏唯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居松南

摘要：合同的整个过程包括订立前、订立、履行等过程，任何一个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线不可预料的法律风险，如何把握住这些风险，并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予以防范是合同订立人和履行人应当考虑的问题，合同风险的防范要从法律层面避免无效合同或无效条款的出现，同时应当结合交易实际情况着力与预先解决相应的风险问题。

关键词：合同；风险；防范

合同是民法关系中调整经济行为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合同无论是以书面方式达成还是采用其他方式，只要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则对签约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现今经济活动的纷繁复杂决定了合同内容的多样、复杂性，如何订立合同，起草合同对于合同当事人的风险防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合同订立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各种潜在风险的可能性，鉴于本文不可能全面覆盖所有的合同，但是笔者仍然试图通过对合同风险点的概要分析，以及应当采取的措施做结合相关法律及已经出线的典型案例做简要分析，希望本文对阅读者能够有所裨益。

第一部分 合同订立前的风险防范
一、先合同义务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该原则也同样贯穿于合同的整个过程也不例外。中国合同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先合同义务}
1、 恶意订立合同的风险。
当今经济社会已是充分竞争的社会，绝大部分企业都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白热化的竞争中去。为了打击对手，有时竞争对手会采用恶意谈判的方式进行合同磋商。竞争对手冒用签订合同的名义与对方进行多轮次的交谈，试图了解对手的各种信息。了解对手项目的大小、资金规模、人员状况、了解对手的目前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后期安排。这些信心通常会在和对手的假冒谈判中采用问题的方式提出来。很显然，这些信息如果被竞争对手恶意获得，将对自己产生不利影响。
2、商业秘密泄露的防范。
刚才我们已经提及了恶意的谈判磋商，但是许多的业务合作者也不一定在磋商时即存在恶意，一定的过失也有可能导致公司商业秘密的泄露。与合作者进行磋谈时的资料等可能被善意获得，获得者在今后的过程中可能由于工作的不慎等将公司有用的信息传递出去。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可能使当事人的利益受损。
3、保密协议的合理约束。
我们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有这样的典型案例。某公司是专门从事科技开发的公司，公司的项目开发涉及到很多的技术内容，公司的项目开发需要很多人在不同的阶段进行介入，公司的项目开发还需要在一定的平台上进行测试。与此同似乎，在项目开发的整个过程中，从方案的设计到项目的完成，不断地有许多合作者寻求在项目上跟公司进行合作。针对该公司的情况，我们发现公司存在着三方面的风险，一方面是公司内部员工的项目风险。公司内部员工可能由于劳动合同的履行变化，发生人员的流动，将公司的资料泄露出去。第二方面是公司的技术协作方，可能在项目的合做过程中将公司的有关有用的技术信息或公开或占用从而导致公司的损失。第三方面是拟与该公司进行项目合做的谈判方，他们可能会基于该项目的前景全部购买该项目，也可能采用投入资金的方式不介入具体技术的安排等等。基于公司的考虑，我们为公司设计了保密方案，根据不同的对象草拟了相关保密协议，要求当事人在和任一合作伙伴进行磋商之前，即签署保密协议。该保密协议的签署使得与其磋商的任何当事方首先能将商业秘密的保守义务的重要性了熟于心，既为恶意磋商的人敲响了警钟，又为可能过失泄密的当事方提了醒。我们不能苛求与保密协议的万能，但是保密协议的签署无疑为界定各方的权利义务设定了标准和责任，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二、要约的风险防范
从合同签订的一般步骤来看，合同需要当事人之间进行不断地磋商最终达成一致。随着谈判的深入，当事人之间不停地就合同的条款进行要约和反要约。并通过承诺来锁定结果。但是如何进行要约，对要约风险的防范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不确当的要约将会使自己落入合同义务中。不确当的要约也可能使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丧失。
根据中国合同法的规定，所谓要约是指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是内容具体确定，其二是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以上要约的定义实际上已经限定了要约人的意思表示方式，订立合同意思人有时虽自己尚没有完全订立合同的意思，但其行为已被法律定义为要约，则相对人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主张要约成立，进而以承诺已经发生为由认为合同成立。
一个简单的例子为悬赏广告，某人含有重要证件的包丢失后，为了尽快地找到包，刊登了悬赏广告，明确说明谁捡到包后重赏多少元。后拾到该包的人向其主张赏金，悬赏人后悔，双方诉诸法院。法院通过判决认定双方合同成立，悬赏人应当向拾到包的人支付相应的金钱。本案就是因为悬赏人所作的意思表示完全符合了要约的定义，则其应当受其约束的
这种类似情形通常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尤为需要注意，如果没有在发盘的中予以密切注意，极有可能受制于发盘。要做到好的发盘，又要防止一下落入合同成立的境地，则需要认真分析合同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一个典型的买卖合同包括货物的数量和货物的价格，以及货物可以交付的时间，以上三者双方达成一致合同就能成立，其他的条款可以通过商业习惯及法律规定予以补充。
当然，若当事人希望通过多次发盘接盘订立合同，从而留有余地的，则在发盘时不应将全部的内容表明在内，那么在收到接盘人的接盘后，还可以根据接盘人的条件做相应的补充和调整，当然如果市场行情十分乐观的情况下，当事人想抓住一切可以订立合同的机会时，当事人应当将全部的发盘内容予以明确，这样在收到符合承诺意思的接盘时，双方合同即可以订立。

三、承诺的风险防范
根据中国合同法的定义，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同时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做出承诺的除外。所谓承诺是针对合同订立意思的正面回应。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防范承诺的风险：
（一） 希望承诺立即生效
机会的把握对当事人来说十分重要，稍纵即逝的商业机会以为着金钱利益的损失或得利，如果当事人希望承诺立即生效，则应当符合承诺的法定条件。
1、 时间条件。根据要约的内容，如果要约明确了承诺的时间条件，则承诺人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否则就丧失了订立合同的机会。
如果要约没有明确承诺的具体时间，承诺人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做出回应，当然这种合理的期限应当结合交易的习惯等综合加以考虑，法律无法对合理的期限做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约定，毕竟整个交易是的纷繁复杂的。
2、 承诺的方式。承诺的方式存在很多种，特别是当今社会信息特别发达的情况下，通讯的手段日益快捷化。
承诺系到达要约人时方为生效，但是现在电话、传真、电传、email等通讯方式是属于几乎零时间的通讯方式，那么承诺应当从上述信息能够发送到要约人的系统，或被要约人接到之时开始计算。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承诺以信函的方式发出，法律明确规定该承诺的时间应当从发出信函的时间开始计算。
（二）不希望承诺立即生效
在商业活动的过程中，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当事人不希望自己立即受承诺的限制，而希望自己能够留有充分的回旋余地，为下一步的谈判提供相应的筹码，如果当事人有上述考虑，我们建议当事人可以采用以下方式避免风险的发生。
1、新要约。
所谓新要约是指承诺的内容实质性地改变了原要约的内容，那么这种承诺不应当被理解为愿意接受原要约的约束，而是承诺人向要约人发出了一项新的要约。当然这种方式又回到了本文曾经论述要约的风险点上。如果承诺人仍然不希望自己被一项完全符合要约定义的新要约所约束，那么在对要约人的要约的回应上，可以实质性地对其进行更改，同时不应使得自己完全符合要约的定义。具体的在商业交易的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把握，这里不再赘述。
2、撤回承诺。
根据法律规定，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与承诺通知同时道道要约人。在撤回承诺的方式下，很明显，采用信函的方式要比其他方式容易许多。
3、注意不要以事实或行为成为承诺的意思表示。
法律规定合同订立的方式可以是书面的口头的，当然也可以是以自己的行为做出某项意思表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某人需要某项物品或货物，向另外一方发出要约，另外一方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但是立即将该项物品或货物必不可少的说明文件寄给了对方，或者派人将货物直接运抵要约人。这种以行为所作的意思表示在法律上完全构成承诺的意思。当事人应当受其约束。当然那刚才的举例稍显简单，作为当事人而言如果不愿意立即订立合同，那么至少在采取任何行为时应当谨慎从事，咨询一下自己的法律顾问显得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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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居松南 13851473926
单位：江苏唯衡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