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渔业互助保险发展“十二五”规划（2012-2015年）的通知
农业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渔业互助保险发展“十二五”规划（2012-2015年）的通知
农办渔【2012】83号
为阐明全国渔业互助保险事业发展思路，明确渔业互助保险的发展重点，按照《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以及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我部组织编制了《全国渔业互助保险“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
附件：
农办渔[2012]83号.doc
83.CEB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YYJ/201207/t20120727_2809262.htm
全国渔业互助保险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
目 录
一、渔业互助保险发展成就
（一）服务渔业，有效缓解自然灾害对渔业的影响。
（二）立足实际，成功探索出渔业风险保障制度。
（三）开拓创新，不断提高互助保险的服务水平。
（四）强化管理，逐步完善互助保险的体系建设。
（五）把握机遇，稳步推进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工作。
二、“十二五”渔业互助保险发展面临的形势
（一）有利条件
（二）不利因素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发展目标
四、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
（一）确立互保组织法律地位，纳入国家保险监管
（二）争取保费补贴支持，建立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制度
（三）丰富互助保险险种，提高互助保险覆盖面
（四）加强业务建设，夯实科学发展基础
（五）加强体系建设，巩固完善“全国一盘棋”发展格局
（六）加强人才培养，建立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七）配合安全生产管理，加强渔业防灾减灾工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二）加大资金投入
（三）完善制度建设
（四）建立考核机制
（五）开展深入宣传
渔业互助保险是由各级渔业合作保险组织在渔业行业内开展的以互助共济为目的非营利保险形式，是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渔业建设过程中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实践证明，渔业保险采用互助保险的模式符合我国渔业生产实际。“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加快现代渔业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渔业互助保险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为明确“十二五”时期全国渔业互助保险的发展战略、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根据《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和《渔业安全生产“十二五”工作规划》，结合渔业互助保险的实际，特制定本规划。
一、渔业互助保险发展成就
在商业保险淡出渔业保险市场的情况下，农业部引导广大渔民探索开展互助保险，经过近30年的发展，形成了以渔业互助保险为主导的市场格局。渔业互助保险为建立健全渔业风险保障制度和完善我国农业保险制度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在促进渔业产业发展、保障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渔区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确保水产品的有效供给和服务现代渔业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服务渔业，有效缓解自然灾害对渔业的影响。自1994年开展渔业互助保险工作以来，截至2010年，渔业互助保险全行业累计承保渔民578万人（次），承保渔船36万艘（次），提供风险保障3850亿元，为7000多名死亡（失踪）渔民、44700多名受伤渔民以及44000多艘全损或部分受损的渔船支付经济补偿金11.46亿元，大大弥补了受灾渔民的经济损失，有力支持了渔民灾后恢复生产生活。
（二）立足实际，成功探索出渔业风险保障制度。渔业互助保险以“互助共济、服务渔业”为宗旨，将互助保险工作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紧密结合，坚持并逐步完善了“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领导、渔民互助、财政补贴、行业管理、协会运作”的互助保险模式，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并不断发展壮大。渔业互助保险符合我国渔业生产实际，得到了广大渔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可。
（三）开拓创新，不断提高互助保险的服务水平。渔业互助保险险种由渔船、渔民互助保险逐渐拓展至水产养殖、渔业基础设施和渔业单位团体意外伤害等险种，保障渔业范围不断扩大；互助保险费率大幅降低，渔民缴费负担明显减轻。坚持为渔民会员免费发放安全生产教材和补贴配备救生消防急救器材，提高渔民安全生产意识和防灾自救能力。委托银行开展小额贷款试点，解决部分渔民生产性资金短缺问题。
（四）强化管理，逐步完善互助保险的体系建设。渔业互助保险先后在全国26个省份设立600多个办事机构，业务范围遍布所有沿海省（区、市）、内陆主要渔业省（区、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并初步形成以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为核心的全国渔业互助保险系统。渔业互助保险组织根据体制和业务特点形成了理事会决策、秘书处执行、监事会监督的内部管理机制，并逐步建立了规范的理事会、监事会、秘书处工作制度。
（五）把握机遇，稳步推进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工作。在国家大力扶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背景下，从2008年起，农业部每年拨出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开展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渔业互助保险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中央财政补贴带动效应明显，各地财政也给予配套补贴，渔民承担保费的压力明显减轻，保险覆盖面和保障能力大幅提高，广大渔民欢呼“渔业互助保险好”。
二、“十二五”渔业互助保险发展面临的形势
（一）有利条件
渔业互助保险发展面临良好的政策环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农业保险工作，农（渔）业保险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农业部高度重视和支持渔业互助保险工作，形成坚定走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道路的统一认识。地方政府进一步提高对渔业互助保险的认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规章和财政配套补贴政策支持发展。整体上看，呈现上下共同支持渔业互助保险发展的氛围。
渔业保险发展市场潜力巨大。在海洋捕捞领域，2010年，全国海洋机动渔船为29.8万艘，海洋渔业专业从业人员为227.8万人，而渔业互助保险全行业年承保量为7.1万艘渔船和87万名渔民，仅占总量的26%和39%，同时人均保额和船均保额也相对较低。在水产养殖领域，占全世界水产养殖产量68%的水产养殖保险市场更为巨大，但渔业互助保险在水产养殖领域才刚刚起步，巨大的市场潜力为渔业互助保险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渔业互助保险模式日益成熟。多年来，渔业互助保险紧紧依托渔业行业，在农业部主导和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借助行业管理优势，健全了组织机构，发挥了互助保险优势，形成了科学管理制度，提高了服务水平，同时渔业互助保险也已成为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的渔业互助保险模式在实践过程中日益成熟。以渔业互助保险组织为主体的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体系已初步构建，具备承担政策性渔业保险的各项条件。
（二）不利因素
渔业互助保险缺少针对性的国家法律法规支撑。目前，国家还未出台有关农（渔）业保险的法律法规，特别是针对互助保险组织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互助保险组织开展农业保险工作在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不利于渔业互助保险的长远发展。
渔业互助保险缺乏财政支持发展的长效机制。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种植业、畜牧业、林业等行业相继被纳入国家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畴，渔业保险始终游离在试点之外。加上渔民自主缴纳保费的经济承受能力低，渔业保险补贴缺口较大，影响互助保险覆盖率和保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渔业互助保险尚未纳入国家统一的业务监管体系。加强渔业互助保险组织的风险管理和防范工作十分重要，但由于渔业互助保险组织的社团身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特殊规定，渔业互助保险组织尚未纳入保监会业务监管范围，不利于渔业互助保险的健康发展。
渔业互助保险服务与广大渔民要求仍存在差距。从业务层面看，渔业互助保险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相对较低，针对极端自然灾害的巨灾风险防范能力相对薄弱；从制度规范看，符合渔业互助保险实际的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从人才队伍看，从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兼职人员，专业化水平还需要提高；从组织结构看，以渔业互助保险全行业联保共保的“全国一盘棋”协作方式还需要进一步巩固。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十二五”期间渔业互助保险要坚持以中央“三农”工作方针和农业保险政策为指导，紧紧把握渔业风险保障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坚定不移地走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发展道路，夯实基础、大胆创新，推进渔业互助保险工作不断实现新的跨越。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渔业互助保险工作全局，紧紧围绕全国现代渔业建设工作大局，以全面提升渔业风险保障能力为根本目标，以渔民风险保障需求为导向，以保证渔业增效、渔民增收、渔区社会稳定为己任，以互助管理、财务稳健为核心，扎实推进渔业互助保险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推动建立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制度，逐步建立覆盖渔业全行业的风险保障体系，促进现代渔业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服务大局、服务产业、服务渔民相结合。坚持服务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渔村大局，把渔业互助保险作为支持渔业发展的重要产业政策，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保障水平，拓宽保障范围，切实提高渔民的抗风险能力，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坚持统筹发展、规范管理、创新服务相结合。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区域发展，规范运作程序，确保偿付能力充足、承担风险可控，遵循经济、金融、保险发展规律，把现代金融、保险技术应用于渔业互助保险，创新保险险种和服务形式，不断拓展业务领域。
——坚持实践探索、理论研究、政策支持相结合。在现有渔业互助保险工作基础上，继续开展理论研究，总结经验，完善渔业互助保险理论体系。同时，积极扩大宣传，及时研究渔业互助保险行业诉求，强化成果输出，代表广大渔民会员向有关部门争取政策支持。
（三）发展目标
渔业互助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加快研发推出新险种，不断优化保险业务结构；渔民防灾减灾能力逐步增强，风险防范能力逐渐提高；渔业互助保险运行机制逐步完善；政策性渔业保险制度逐步建立，为渔民群众提供更加健全的保险、金融和公益服务。具体目标是：
——壮大渔业互助保险业务规模。到“十二五”末，20马力以上海洋捕捞机动渔船覆盖面达到80%；养殖生产、捕捞辅助机动渔船和渔业执法船覆盖面达到50%；海洋捕捞作业渔民覆盖面达到90%；海洋水产养殖作业渔民覆盖面达到50%；内陆地区从事渔业生产的机动渔船和渔民覆盖率分别达到5%和10%；渔业单位团体意外险覆盖面达到50%；继续开展海水养殖、淡水养殖、水产苗种互助保险试点以及沿海渔港码头、渔用航标、渔船修造企业等渔业基础设施保险试点。到2015年，实现渔业互助保险业务规模20亿元，提供风险保障4000亿元，年均增长率达20%。
——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针对渔业安全生产事故特点，形成宣传教育培训、救生求生设备配备、抢险救助补贴、高危机械改进、渔港抗风能力评估、重点安全隐患评价建设相结合的防灾减灾体系。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到“十二五”末，与其它金融机构合作推出适合渔民会员的多种金融服务，如身故渔民子女教育基金、伤残渔民康复基金等；全行业年均小额贷款发放额度达到2亿元以上，年均惠及渔民会员2000人（次）以上。
2015年全国渔业互助保险业务规模测算表
险 种 类 别 数 量 平均保额 （万元） 参保率
（%） 总保额 （万元） 平均
费率
（%） 预计保费（万元） 年均增长率
（%）
合 计 43406104 203440 20.2
渔业船舶互保 小计 675170 4446124 70075 15.3
机动生产渔船 总船数 640396 4271236 67452
海洋捕捞渔船 204456 4174688 66004
其中： 60马力以下 140980 100,000 80 1127840 1.8 20,301
60马力以上 63476 600,000 80 3046848 1.5 45,703
海洋养殖渔船 78685 20,000 50 78685 1.5 1,180
内陆渔船 357255 10,000 5 17863 1.5 268
机动辅助渔船 总船数 34774 174888 2623
捕捞辅助船 22881 150,000 40 137286 1.5 2,059
渔业执法船 2089 300,000 60 37602 1.5 564
渔民互保 小计 总人数 6765863 37376660 132335 23
海洋捕捞渔民 1066329 300,000 90 28790883 0.4 115,164
海洋养殖渔民 819430 150,000 50 6145725 0.2 12,291
内陆渔民 4880104 50,000 10 2440052 0.2 4,880
渔业行政、执法、科研、技术推广团体人身意外互保 小计 总人数 79166 400,000 50 1583320 1029 25
渔政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水产技术推广人员 79166 400,000 50 1583320 0.07 1,029
四、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
（一）确立互保组织法律地位，纳入国家保险监管
积极推动渔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修订，争取在其中明确对渔业互助保险的支持。加强与国务院法制办和中国保监会等部委沟通，在将要出台的《农业保险条例》中将渔业纳入，并给予互助保险组织与保险公司同等待遇。根据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对互助合作保险的相关规定，协调中国保监会共同出台《渔业互助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在体制、机制、业务、运作、监管等方面对渔业互助保险组织进行规定，逐步将渔业互助保险纳入中国保监会业务监管，确保渔业互助保险健康发展。
（二）争取保费补贴支持，建立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制度
认真总结开展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试点的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协调中央财政首先将渔船财产保险、渔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雇主责任保险）纳入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范围，并逐渐拓宽范围至水产养殖保险。做好南沙生产作业渔民、港澳流动渔民渔船等具有政治意义的互助保险险种的前期调研、方案制定和评审论证，逐步纳入专项补贴范围。鼓励推动地方财政加大渔业保险保费补贴支持力度，已有补贴地区地方财政要合理适当提高补贴比例，未获得地方财政支持的重点省市要尽快争取到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形成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丰富互助保险险种，提高互助保险覆盖面
将更多的渔民和渔船纳入渔业互助保险保障范围，提高覆盖面。沿海地区要继续做好海洋机动渔船和海洋作业渔民的参保工作，重点做好20马力以上机动渔船和海洋捕捞作业渔民等高风险群体的参保工作；内陆地区要根据地区特点，推出低保额、低保费的互助保险险种，积极引导渔民参保。根据产业发展需要，丰富互助保险险种。加强深水网箱养殖、工厂化养殖、标准化池塘养殖等保险的研发和试点，研究远洋渔船参加互助保险的可行性，适时推出保险品种；拓宽渔业基础设施保险和渔用产品质量保险的范围，将渔港、航标等基础设施纳入保障范围，逐步提高互助保险的行业覆盖面。
（四）加强业务建设，夯实科学发展基础
优化业务工作流程，搭建高效运行的业务操作体系；建立保险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完善内部风险识别、预警、监测、评估和处置的机制；借鉴保险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完善符合互助保险实际的财务会计核算制度体系；加强互保资金和风险准备金的管理，创新资金保值增值途径，以小额信贷为重点拓展金融服务；完善业务管理软件系统，提高信息化水平。健全完善全行业联保共保机制，科学防范巨灾风险。
（五）加强体系建设，巩固完善“全国一盘棋”发展格局在完善全行业联保共保机制的基础上，将“全国一盘棋”的科学内涵逐步向统一互保标识、统一示范条款、统一业务系统、统一会计核算等方面迈进。借鉴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渔业保险机构设置模式，科学划分“国家协会”和“地方协会”职能，强化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的行业指导地位，发挥地方协会在具体工作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全国渔业互助保险的协调沟通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共同参与、统一运作、平衡发展的渔业互助保险格局。
（六）加强人才培养，建立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采用继续教育与岗位培养相结合的模式加强人才培养，加大对员工参加继续教育的保障支持力度。探索与专业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培养渔业保险复合型人才。强化岗位培养，利用培训基地，形成对机构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开展全员轮训的长效机制。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提高互助保险队伍的整体素质。逐步建立与事业发展相配套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推行干部公开竞聘和岗位交流等工作，创新人才评价考核、选拔任用、激励保障机制。
（七）配合安全生产管理，加强渔业防灾减灾工作
依据渔业互助保险长期积累的数据，继续做好对渔业安全事故类型特点的分析，配合做好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平台、安全生产培训教材等手段做好渔民安全生产教育，提高渔民安全生产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积极参与渔用安全生产保护设备的研发，继续加强渔船气胀式救生筏、新型保暖救生衣、消防器材和应急药箱等设备的补贴配备工作，做到应配尽配，协助政府有针对性地做好渔业防灾减灾工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从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渔业互助保险的重要性，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将渔业互助保险纳入部门总体工作进行部署，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为规划贯彻落实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二）加大资金投入
要加快建立财政支持渔业互助保险发展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争取中央财政的支持，提高补贴金额和比例；另一方面，要争取地方财政的支持，特别是渔业大省、渔业大县的支持。提高各级财政的保费补贴比例，提高渔民的投保积极性，切实发挥渔业互助保险的风险保障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三）完善制度建设
要进一步修改完善渔业互助保险的章程体系，形成渔业互助保险全行业认可的规范；继续完善理事会决策、秘书处执行、监事会监督的运行机制，加强内部监督机制建设。
（四）建立考核机制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规划考核管理机制，将《规划》确定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层层落实，定期研究和分析规划落实情况，并根据职责分工、责任到人、责权一致的原则，实施目标责任考核，提高规划实施效率。
（五）开展深入宣传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渔业互助保险组织要加强对渔业互助保险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倡导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提高社会对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关注度，宣传以“互助、诚信、创新、服务”为核心的渔业互保文化，引导渔民积极参加互助保险，为规划落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论保证期间
陈 贵
内容提要 保证期间是保证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探讨和研究保证期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谓保证期间就是指保证合同当事人的约定或依法律推定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保证人能够容许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最长期限。保证期间既不是诉讼时效亦非除斥期间，而是保证合同中当事人约定的“失权条款”上的期间。本文对保证期间的理论与相关立法进行较为深入地探讨,并对立法提出若干修改建议，以期对完善我国立法和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保证期间 诉讼时效 除斥期间
一、引言
保证，属于人的担保，是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 。保证制度，不仅具有促进交易，确保交易安全的作用，而且还更有利降低交易成本。保证制度的完善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交易的信用水准。在保证制度中，保证期间是保证合同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保证责任的存废。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对保证期间的规定却未尽合理与周详；学界虽从96年来对此有所探讨，但深入系统全面研究者甚少；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保证期间的有关法律问题认识也不尽相同，造成同一类型的案件判决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因此，本文试图从我国保证期间的产生渊源及创设保证期间制度的本旨入手，对保证期间的分类、性质及其与诉讼时效的关系进行阐述，旨在求得对该问题的较深认识，并希望这将对保证制度的立法与实际操作的不断完善有所裨益。
二、保证期间的概念
1994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4）8号）第10条、第11条规定了“保证责任期限” 。这是我国法律文件中最早出现相似保证期间的概念, 但其并没有明确定义保证期间或保证责任期限的概念。1995年颁布《担保法》, 正式从法律上确立了保证期间制度，其中涉及“保证期间”的一共有6条，即第15、22、23、25、26、27条，但同样也没有对保证期间做出定义，而仅对保证期间的订立和效力做出原则性规定。
保证期间的界定与保证期间的定性，一直是学界中非常有争议的问题，而如何界定其定义与保证期间的定性密切相关。故准确界定保证期间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保证期间的定性和正确适用。然究竟何谓保证期间？笔者认为，所谓保证期间就是指保证合同当事人的约定或依法律推定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保证人能够容许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最长期限。在保证期间中，债权人应当向债务人提起诉讼或仲裁（在一般保证中）或向保证人(在连带保证中)主张权利。 逾此期限，债权人未提起上述主张的，证人则不承担保证责任。可见，保证期间构成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关于保证期间的概念，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保证期间原则上由保证合同的当事人自由约定。“从合同关系自身来讲，合同及其法律所保护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信赖与期待，实现意思自治的理念”, 这同样适用于保证合同。《担保法》第15条把“保证期间”的约定作为保证合同的一个基本条款；当合同没有确定或确定不明确时，按合同漏洞的补充原则由法律加以补正。
第二，保证期间是债权人应当主张权利的期间。在该期间内保证人未主张权利的，保证人则免除责任。因此，本质上，保证期间是一项旨在维护保证人利益的制度。
第三，债权人主张权利的对象及方式因保证方式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我国保证制度中，存在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两种形式。但因保证形式不同，要求主债权在保证期间应主张权利的对象和方式而有所不同。连带保证中，债权人应在保证期间向保证人提起权利要求，而在一般保证中，权利主张的对象是主债务人，方式仅限于诉讼或仲裁，这是由一般保证的自身性质即保证人所享有的先诉抗辩权所决定的。
第四，从法律后果来看，保证期间的经过具有消灭债权人的权利的法律效果，但其效果取决于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是否对主债务人或保证人主张权利。一方面，若债权人未主张权利的，则保证人逾期则免除保证责任。另一方面，在债权人按上述对象和方式主张权利的，保证人也未必一定承担保证责任。如在一般保证中，若主债务人在主债权人提起诉讼后完全适当地履行了主债务，则保证人不承担责任；若主债务人未完全适当地履行了主债务，即便保证期间已结束，保证人也仍然承担保证债务。
有些学者认为保证期间，亦称保证责任期限，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起讫期间. 笔者认为,虽然此后半句“保证责任期限，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起讫期间”不容置疑，但前半句把保证期间和保证责任期间划上等号，此种提法值得商榷。对于保证责任有两种不同范围的理解：一、广义的保证责任，即在保证合同成立时立即产生，保证人于主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须承担得以自己的财产代债务人清偿债务的法律后果，因此在实际保证债务产生前就存在，即所谓的“无债务之责任”。 二、狭义的保证责任，即保证债务, 在主债务届履行期(连带责任中)或主债务人财产经强制履行仍未果（一般保证中）才产生。因而，保证责任期限也存在广义保证责任期限和狭义保证责任期限之分。然而，保证期间既不同广义的保证责任期限也不同于狭义的保证责任期限。
首先，从字面上理解，保证责任期限，顾名思义就是保证责任存在的期限，只要存在保证责任就有保证责任期限的存续。可见，保证责任期限起始于保证责任的产生，并随保证责任的消失而终止。广义的保证责任期限是自保证合同成立之时起算。虽然在连带保证中，保证债务期限的起算点与保证期间的起算点是一致的，均从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开始，但按照《担保法》第25条之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债务的前提条件是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但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并不是保证债务的充分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法院强制执行仍未能得到履行。即在一般保证中，保证人的保证债务只有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在约定的期间或法律推定的期间（即保证期间）内积极主张权利（只能是诉讼上权利）而得不到履行时开始。而且，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向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仲裁的（一般保证中）或向保证人主张（连带保证中）保证债权，则保证期间因此而早于约定的期间提前结束，但保证责任期限并不因此而结束。即使超过保证期间，保证人仍然可能承担责任。例如一般保证合同中当事人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一年。债权人因主债务人在主合同履行期10个月仍未能履行，遂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保证期间终止，而保证人开始承担保证债务是在胜诉后经法院强制执行仍未果之时。其次，《担保法》舍弃了在其之前适用的“保证责任期限”的概念，而以“保证期间”来取而代之，不能说没有理由。无疑，这是立法技术的一个进步。立法上尚且抛弃“保证责任期限”的概念，学术界又何必抱残守缺？再次，混淆这两概念容易模糊了保证期间与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界限。保证责任期限实际上从保证责任产生之时算起直至保证债务得到履行或诉讼时效届满，其中狭义的保证责任期限与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应是重合的。而一般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自保证期间届满之后才开始计算。因而区分保证期间与保证责任期限有利于明确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最后，混淆这两个概念容易使人将保证期间误认为诉讼时效。 由于保证责任期限与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存在紧密的联系，将保证期间混谈为保证责任期限的结果可能导致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混淆。当前关于保证期间的性质的争议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综上所述，保证期间与保证责任期限显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的推定，债权人应当向主债务人或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期间；而后者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起讫期间。然而，有些学者却将它们相混淆，究其原因大概是《担保法》出台前的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中本来不准确的“保证责任期限”在作怪吧。
三、保证期间的意义与价值
各国民法有关保证的立法中，在保障债权实现的同时，为促使债权人及时地行使对保证人的权利，以平衡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的利益，促使这种担保方式发挥社会经济作用，均对保证效力作一定的时间限制 。详细地说来，设定保证期间的意义在于：
首先，保证期间的实质是一项保证人利益的制度，这是立法上平衡保证人与债权人利益的结果，是由保证合同的性质所决定的。保证合同的履行，是发挥保证制度社会功能的中心环节。立法者在做出权利分配时，必须依照正义的价值进行判定和取舍，以寻求保证制度中保证人、债权人主债务人三方之间的权利衡平机制。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应予保护外，在公平的理念上，保证人的合法权益也应予保护。众所周知，保证合同是单务、无偿合同。在保证关系中，只有存在保证人承担保证债务、债权人并不负对待给付义务，即保证人对债权人承担保证债务，债权人并不对此提供相应代价。 “有偿的约定承受保证契约之订立者，非保证契约。 ”若不对债权人的权利行使加以适当限制，则保证人在保证关系中的地位则极其不利，而债权人似乎可以肆无忌惮地行使权利。而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对于保证人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债务人的财产状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而把债务转嫁给保证人。因此立法中才设定保证期间制度，以求对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作进一步限缩。这样，如果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及时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可以有效地控制和执行债务人的财产，使保证人免于日后可能承担的责任。即便在连带保证中，若债权人及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在保证人履行了保证债务后，也可以及时地向主债务人行使代位追偿权。如果债权人不及时行使权利，一旦债务人的财产发生变化丧失履行能力，保证人在履行了保证责任后，则再也无法行使代位追偿权了。因此立法上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理念设立相应的救济手段，在评估当事人各方利益，并在此基础进行平衡。设定保证期间，从立法上向保证人倾斜的体现，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限定在一定的期间内，可以避免保证人无止境地处于承担责任的不利状态或是长期处于随时可能承担责任的财产关系不肯定状态, 同时也可抑制因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而主债务人财产状况可能出现恶化，以致影响到保证人的追偿权的实现。因而保证期间是一项旨在维护保证人利益的期间制度。
其次，敦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债务及时顺利地得到履行是合同当事人和立法者的共同愿望，同时也可稳定经济秩序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保证具有单务无偿性，而且由于保证合同为从合同，根据主从债务的特点，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中断往往随着主债务诉讼时效而中断，如果仍只适用对债权人的债权行使进行限制的诉讼时效制度，则显然对于保证人过于苛刻。对于债务人行使保证债权过于宽容，对促使债权人利益行使权利不利。总之，保证期间将保证人的责任承担作出限缩，一旦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将免除责任，以免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而增大保证人的风险，从而敦促了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
再次，保证期间是保证合同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保证制度的信用基础的必然要求。保证合同的订立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当事人的意志结果。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期间也正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集中体现。另外，保证人之所以同意或愿意提供单务、无偿的保证，是基于相信主债务人有良好的信用和足够的清偿能力，即信任关系。然而这种信任关系是基于保证合同订立前的事实判断，因而，这种信任不应是永久的、无期限的，而应有时间限制，法律允许并鼓励保证人约定容许债权人不行使权利而仍将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
最后，保证期间有助于推动保证制度的发展。保证期间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限定于一定的期限内，在很大程度上确认了保证责任的风险范围，有利于减轻保证人的责任，有助于解决觅保难的现象。
总之，保证期间通过当事人约定将债权人的权利主张限定在一定的期限内，增强了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的紧迫感，有助于避免保证人长期处于可能承担债务的不利状态，避免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而增大保证人的风险，可以抑制因债权人因怠于行使权利而可能因债务人财产状态恶化而危及保证人的利益。这也是保证制度信任基础的内在要求和合同意思自治的集中体现，是立法上利益分配平衡的结果。
四、保证期间的分类
就目前世界各国现存的保证制度来看，保证期间因其产生方式不同，可分为约定期间，催告期间和法律推定期间三种 。
所谓的约定保证期间是指当事人的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保证期间，学者通称之为定期保证期间。如我国《担保法》第15条规定：“合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五）保证期间；（六）……”
催告保证期间是指保证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或有约定但约定不明确或无效的情况下，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保证不催告债权人对主债务人行使诉讼上的权利而确立的合理期限。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53条规定，未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期间的，保证人在主债务人的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得定1个月以上相当期限催告债权人对主债务人为审判上的请求，债权人在保证人的催告期内对债务人不为审判上的请求，则保证人免其责任。我国《担保法》没有此类规定，但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第11条也规定了催告保证期间。
法律推定保证期间是指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或约定不明确或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根据法律任意性规范加以补正，即依法律规定以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的一定时期为保证期间。如我国《担保法》第25条、第26条规定，法律推定保证期间为6个月，始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止于6个月届满之日。目前，学者大多称之为“法定保证期间”，但笔者认为不甚准确。该法律规定实属于法律上任意性的规范，作用在于补充当事人缺少约定。而“法定”却使人误解为法律强行性规范。
五、保证期间的性质
从立法上看，各国均未对保证期间作出定义，更没有对其性质作出明确界定。然而明确保证期间的性质，对保证期间的正确适用意义重大。在我国《担保法》出台后，我国法学界关于保证期间的性质众说纷纭，显然这场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担保法》第25条、第26条之规定而展开的。关于性质之争，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第25条、第26条中6个月保证期间届满的后果是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免除，保证人将获得免责的法定事由，债权人则丧失胜诉权，因而具有时效的功能，故属诉讼时效。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担保法》第25条6个月之规定应属特殊的诉讼时效，而第26条之保证期间则属除斥期间 。第三种观点则坚持上述二者间均属除斥期间。 第四种观点则认为“保证期间既非诉讼时效，亦非除斥期间，并无必要强求将其归入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 笔者亦同意最后这种观点。
（一）保证期间不属于诉讼时效。
所谓的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在传统民法或民法理论中，诉讼时效又称消灭时效。 因而诉讼时效与保证期间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区别较为明显：1、规范目的不同。诉讼时效起源于罗马法裁判官法上出诉期限，目的在于通过对民事权利的限制，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加快民事流转，并有利于维护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史尚宽先生称：“时效制度之设，在于尊重久已继续之事实状态，即在于社会秩序的维持。” 保证期间的设定则不然，而基于保证制度中平衡当事人利益的考虑，立法上向保证人斜倾以维护保证人的利益的结果，避免债权人因怠于行使权利而加大保证人的风险。2、规范的性质不同。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的现有秩序，全属法律强制规范，因此当事人不得以法律行为加长或减短，也不得预先抛弃时效的适用。时效适用若允许预先约定或抛弃，则无异于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根本否定。 总之，即诉讼时效属法定期间。然而，正如本文所论述保证期间属约定期间。3、起算点不同。消灭时效以有权利而不行使所造成的事实状态为基础，因而起算点为权利人知道或应该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而保证期间自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时开始起算。4、是否适用中断、中止延长方面也不同。诉讼时效，属可变期间，可以由于一定的法定事由而发生中止、中断或延长。而保证期间为不变期间。保证期间原则上由当事人约定是契约上的合意，如果法律规定保证期间可以发生中断、中止或延长，显然有悖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5、法律效力不同。依世界各国（除日本外）普遍做法，诉讼时效届满，消灭的仅是胜诉权或产生抗辩权而已，实体权本身并不因此而丧失。而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尚未主张权利的，则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丧失的是实体权利。
（二）保证期间亦非除斥期间。
除斥期间，是指法律规定某种权利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效果。史尚宽先生认为德国民法中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除斥期间，“完全不认有中断及不完成之事由者”，即绝对意义上的不变期间，期间不适用中断、中止或延长；另一种是混合除斥期间“容许准用关于时效之规定或特别另定其中断事由者”，即相对意义上的除斥期间。 据此，有学者认为我国《担保法》第25条6个月之规定属混合的除斥期间，而第26条6个月之规定则属一般的除斥期间即纯粹的除斥期间。 姑且不论保证期间的性质如何，就其依据而言，混合除斥期间是无从谈起的，“我民法未为此区别”。 除斥期间与保证期间虽均系一定期间不行使权利而发生权利消灭的效果，然二者规范方式性质等大有不同。1、规范目的不同。除斥期间制度创设立理由，与时效相同，旨在维持社会之现有秩序。因除斥期间经过而消灭权利，是以行使权利而原秩序为之变更，以不行使权利而原秩序为之维持，故除斥期间旨在维持原事实状态或关系。如本文先前所述，而保证期间的创设的本旨并不在维持社会秩序，而是在于平衡保证制度中当事人的利益，维护保证人的利益。2、规范性质不同。虽然二者均属不变期间，但除斥期间为“法定之不变期间”，而保证期间为约定不变期间。即便适用法律推定的期间，也只是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补正，本质上仍属当事人意思自治，而非“法定”。3、就期间起算点而言，除斥期间自权利发生之时计算；而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在一般保证中，此时保证债权尚未存在。4、就客体而言，因除斥期间而消灭的，均为如撤消权、解除权等形成权。而因保证期间而免除的是一种可能的保证责任，即保证期间所指向的是请求权，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债务或向主债务提起诉讼或仲裁决不是形成权。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担保法》第25条规定“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对此，有学者欢呼“无疑是对传统民法理论的突破”。 姑且不论此立法科学与否，就我国民法理论而言，将保证期间视作除斥期间是无从谈起的，更不能说是“对传统民理理论的突破”之混合除斥期间。
（三）保证期间乃是保证合同中当事人约定的“失权条款”上的期间。
综上所述，保证期间确有其自身的特点，无论将其归属于诉讼时效还是除斥期间都是不准确的。保证期间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免责期间或特殊的权利行使期间，即不必强求其在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内“对号入座”。
本文认为对于保证期间的定性不能仅要从个别法律条文内容出发，而更应考察设立保证期间的制度目的及其功能，并结合相关立法规定，才能对保证期间的性质有较准确的认识。首先，在保证制度中设定保证期间制度，其目的在于缩短保证人保证责任不明确的期限，减少保证人的风险，以保护保证人的利益，从而在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寻求某种利益上的平衡，同时，也敦促债权人积极行使权利。其次，保证期间的设立的根本在于保证合同双方的自由意志，基于双方的意愿。从保证合同成立来看，保证合同是单务无偿的合同，是基于信任的合同，保证人基于主债务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提供担保，相信主债务人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和良好的信用。再次，在此期间，债权人未主张权利的，保证人将不承担或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即债权人丧失权利。
因此，保证期间实质上为保证合同中当事人约定的“失权条款”上的期间。所谓“失权条款”，即“当事人约定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其权利，其权利即归消灭者。” “失权条款”约定于合同中，当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约定时,不再需要当事人意思表示,则当然失去一定权利的条款。如在分期付款销售中,按约定买方如拖欠履行的,则买卖即失去效力,买方有返还标的物的义务,而卖方则不返还已收的代价。 按我国《担保法》规定，保证期间为保证合同的基本条款之一。若合同中没有约定的，则按第25、第26条由法律推定加以补正。若债权人在主债履行期届满未能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的,则当然丧失权利,将不能向保证人享有保证债权，即保证人免除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