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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张村重新划分土地，村民张某按照规定承包5亩土地。该片土地邻近村民万某承包的养猪场，因养猪场常年向张某所承包的土地排放污水，故该片土地逐渐形成一个臭水沟。2006年6月，隆川公司在张村开发建材市场，并与张村村民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同时按照政府文件对所占土地上的农作物及地面附属物进行补偿。张某亦按照口粮地补偿标准领取了补偿款。但张某认为得到的补偿款太少，并得知鱼塘的补偿标准高于口粮田的补偿标准。2007年2月，张某找到隆川公司总经理高某，谎称其口粮地内的臭水沟是鱼塘，同时以上访告状相要挟要求隆川公司支付占其鱼塘和鱼苗的补偿款。张某遭到拒绝后，遂到有关部门以官商勾结违法占地为由进行上访，高某害怕上访会给建材市场造成更大损失，最终同意赔付张某鱼塘补偿款60万元。2008年10月，高某先期支付11万元补偿款给张某。2008年11月，隆川公司报案。

张某以上访告状为手段向开发商索要巨额补偿款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对于此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交付财物的行为。1.张某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因为张某索要补偿款是基于其口粮地，这是其权利，并非法律所禁止。2.张某客观上并未采取威胁、要挟手段，只是用上访来反映开发商违法占地这一客观事实。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1.主观上张某索要超出补偿款外的巨额费用，不属于合理补偿的范围，其意图是非法占有开发商的巨额财产；2.张某客观上以上访告状为要挟，该手段足以令开发商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给付财物。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下面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予以分析：

第一，主观上张某非法占有的故意十分明显，其索要的巨额财产不具有合法依据。

“非法占有”，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占有他人财物。刑法所保护的公私财产权，包括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行为人非法侵占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即为非法占有。但是，如何判断财产归属？该种“占有”是否有合法依据？笔者认为，判断的关键是行为人索要财产是否具有合法依据。在本案中，认定张某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关键是其欲取得的60万元（实际取得的11万元）是否应当属于张某所有。隆川公司对于张村全部村民包括张某的补偿款已经到位，张某没有任何理由或依据向隆川公司索要超出补偿款以外的巨额财产。张某以并不存在的鱼塘为由索要新的补偿款，显然是没有合法依据的，其非法占有的故意显而易见。

第二，张某的客观行为使被害方精神上受到强制，令其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交付财物。行为人客观上是否实施了“威胁”或“要挟”的行为而令对方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给付财物，这是敲诈勒索罪区别于其他类财产犯罪最显著的特征。在本案中，张某捏造莫须有的鱼塘，以上访告状为威胁向隆川公司索要超出合理补偿范围的巨额钱款，符合敲诈勒索犯罪的客观要件特征。

其一，张某的上访行为不是单纯的维权行为，而是将其作为要挟对方、威胁对方的一种工具。张某为获取补偿款之外的巨额财产，虚称自己口粮田里的臭水沟是鱼塘，向开发商索要征地款。开发商拒绝支付补偿款后，张某以上访告状为要挟，并在上访前明确告知对方如果不给钱就去上访，并以此威胁开发商，迫使其给付补偿款。此时张某将上访作为与开发商讨价还价的筹码，与其说是张某索要补偿款，倒不如说是索要“封口费”。

其二，张某的上访行为足以令被害方精神上受到强制，继而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给付财物。被告人控告内容是官商勾结违法占地，却直接向隆川公司高某索取财物，显然被告人已经意识到他的控告会导致隆川公司的经营项目停工、停产，继而导致巨大损失。张某名义上是告政府违法占地，实质上是通过上访导致开发商遭受巨大损失，被告人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才直接向开发商索要钱财，而开发商也正是基于此原因才向被告人支付巨额财物，以求把损失降到最低。至于被告人控告内容是否合理、合法并不影响敲诈勒索罪的成立，笔者认为，只要要挟内容与索要财物的事由不同，而且要挟内容足以令被害方精神上受到强制并基于这种精神强制而给付财物即可。比如行为人以揭发对方盗窃、赌博等违法内容相要挟索要财物，虽然其揭发内容正当，但索要财物的行为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检察院、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裁判要旨

　　在房屋买卖交易中，不动产交付后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又再次转让房产的现象，比较多见。在这种情况下，合同附随义务并不当然免除，附随义务人仍须履行合同附随的协助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等义务。

　　案情

　　2000年5月2日，原告刘建军与第三人吴云红登记结婚。2002年9月16日，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付兰平将其位于奉节县永安镇人和街72号矿业公司6幢2单元住房一套卖给第三人吴云红，房价款为82000元。同年9月20日，第三人吴云红支付被告付兰平全部价款，付兰平为吴云红出具了收条。原告刘建军与第三人吴云红随后搬进房屋居住。2006年4月25日，奉节县人民法院以（2006）奉法民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建军、吴云红离婚，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同年12月15日，原告刘建军与第三人吴云红达成《离婚后房屋产权协议书》，约定2002年9月16日购买的被告付兰平在矿业公司的住房一套，归原告刘建军所有。该房屋的产权证明已于2004年7月2日即已办理完毕，但该房的产权过户手续一直未予办理。原告刘建平多次要求被告付兰平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但被告付平均予拒绝。

　　被告付兰平原系奉节县矿业公司职工，其所卖之房系其矿业公司集资建房。被告付立平与被告罗术琼于2011年4月7日登记结婚。庭审中，被告付兰平辩称：其所属房屋并非卖给第三人吴云红，而是打牌输给吴云红的；被告罗术琼辩称，无论该房是卖了还是打牌输给别人，她都对房屋享有产权，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吴云红述称，吴云红与刘建军结婚后，于2002年9月16日与付兰平签订合同购买房屋一套，同年9月20日将房价款82000元交给付兰平，由付兰平出具收条，并一同到矿业公司领取该房钥匙并交给了吴云红，交付房屋后随即入住。后因法院判决离婚，即与刘建军达成协议，将该房分给刘建军所有。

　　裁判

　　奉节法院审理认为，诚实信用是我国合同当事人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被告付兰平与第三人吴云红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在平等、互利、自愿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根据合同法规定，属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三人吴云红签订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给付被告方82000元房款的义务，被告付兰平亦将吴云红所购买的房屋予以交付，双方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但依照法律规定，被告付兰平在履行合同后还应履行协助义务。第三人吴云红系在与原告刘建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房屋，故该房屋属吴云红、刘建军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系该房屋的共有产权人。后吴云红、刘建军离婚，并签订离婚后房屋产权协议书，约定该房屋归刘建军所有，故房屋买卖中乙方吴云红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至刘建军，即在本案中被告付兰平应履行的协助义务就是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被告付兰平自拿到该房屋产权证明书之后，未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合同附随义务，对此付兰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原告刘建军请求确认2002年9月1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并由被告付兰平履行房屋产权过户协助义务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被告付兰平庭审中辩解该房屋系打牌输给第三人吴云红，而不是卖给第三人吴云红的抗辩意见，经查，房屋买卖合同系被告付兰平自愿签订，收条系被告付兰平自愿出具给吴云红，且被告付兰平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罗术琼提出自己与付兰平2002年1月1日结婚，该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付兰平出卖房屋时未告知自己，付兰平系无权处分的意见，经查，涉案房屋是付兰平作为矿业公司职工所购的公司集资自建住房，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且被告罗术琼与付兰平系2011年4月7日登记结婚，故2002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该房应系被告付兰平的个人财产，该房屋的买卖系被告付兰平对自己的个人财产进行处分，并非无权处分。据此，被告罗术琼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遂判决：一，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于2002年9月1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二，被告付兰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位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人和街72号6幢2单元2-2号房屋一套的过户手续。

　　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1、合同的附随义务不因合同约定义务的履行终结而自然免除

　　我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该条分两款规定，第一款是指的合同约定的义务，第二款是指的合同未做约定的义务，亦即合同的附随义务。根据合同法的该条规定，合同的附随义务之法律含义应作如下理解：

　　第一，合同的附随义务系从诚实信用原则引伸而来。诚实信用原则被视为市场交易之帝王规则，因此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以及合同终止后的全过程中，都要诚实，讲信用，相互协作，具体包括：在订立合同时，不得有欺诈或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在履行合同义务时，当事人应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及时通知、协助、提供必要的条件、防止损失扩大、保密等义务；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也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此为后契约义务，亦称合同附随义务。

　　第二，合同的附随义务以合同约定义务的全面履行为前提。按照古罗马法的理解，“合同是一把法锁。”其意即指合同一经成立，就把双方当事人拷在了一起。这是因为，合同一经签订成立，双方当事人已经注定相互之间的关系为权利义务对等关系，谁也别想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因此，这就要求签约的双方都要互相信任，互相依赖，同心协力使双方的约定付诸实现，达至双方预想的合同目的。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已将双方的权利义务注定于合同之中，不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将无法实现各自所享有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讲，合同是一把法锁，将双方当事人拷在了一起。而没有合同约定的全面履行，就不可能谈得上合同的附随义务。

　　第三，合同的附随义务并约定之义务，而系诚实信用原则所要求的义务。按照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就表明，合同的附随义务，是附随于合同约定义务之履行所形成的义务，比如，车辆买卖合同所导致的车辆变更登记的协助配合义务，房屋买卖合同所导致的产权过户登记的协助配合义务，皆属于该类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形成的合同附随义务。即如本案中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之间的房屋买卖，被告付兰平不但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也要履行合同未约定但依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履行的合同的附随义务——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被告没有协助办理，即违背了合同的附随义务，法院判决其应当履行，无疑是正确的。

　　2、本案被告否定房屋买卖的效力构成合同约定义务与合同附随义务之双重违反

　　一方面，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情况看，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对价的合同。本案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于2002年9月1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从形式到内容均符合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要求：被告付兰平将房屋交付给第三人吴云红，完成了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第三人给付了房屋价款并由付兰平出具了收条，作为买受人的吴云红履行了给付对价的义务。双方从签约到实际交付标的物及给付标的物价款，都体现了合同双方的主观自愿和平等协商，实现了双方签订合同之目的。按照合同法第三章“合同的效力”规定，该合同系合法有效之合同。按照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另一方面，从本案庭审中被告方提出的抗辩观点看，无法改变依法成立的合同效力。理由之一，被告付兰平辩解他的房屋系打牌输给吴云红，而不是卖给吴云红的，该意见之所以未能获得判决的支持，是因为被告付兰平空口无凭，根本没有提供证据来证实他的主张。按照常理推断，假若真是付兰平打牌输掉了自己的一套住房，定会有参与赌博的人在场，甚至会有付兰平向公安机关的报案登记，还有其他相关证人的证明。但被告付兰平没有这些证据，自然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理由之二，被告罗术琼辩称付兰平出卖之房系其夫妻共同财产，但经法庭审理查明，付兰平与罗术琼结婚登记的时间为2011年4月7日，而付兰平出售房屋的时间为2002年9月16日，表明该出售之房乃系付兰平在公司的集资建房，属其婚前财产，何来夫妻共同财产之说？显然不攻自破。

　　再一方面，从房屋买卖成交到尚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跨度看，已长达9年之久，被告之所以未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最本质的原因在于被告有意反悔房屋的买卖，以致原告方多次催促办理过户登记都被被告付兰平及罗术琼以种种理由推脱，直至拖到成讼后的法庭相见。这就表明，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买卖合同的约定义务及其合同的附随义务之双重违反。这一近10的时空跨度，表明被告方缺乏诚实守信。然而事实证明，凡不讲诚实信用的人，最终的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必然受到法律的约束与制裁。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