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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越境若干理论问题重构

长期以来，在包括我国公民出入境和外国人入出境在内的人员越境问题上，其有关出入境的行政行为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法律责任等诸多疑难，理论上是比较模糊的，实践中是比较混乱的，甚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长期难以达成统一的意见。笔者不揣浅陋，在此运用行政法学得有关基本理论，对人员越境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再探讨，乃至重构，以厘清理论，指导工作实践。
一 出入境证件的定位重构
对于以护照为代表的出入境证件，在学说上一直具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护照是许可证还是身份证。
认为护照属于身份证的理由是：首先，护照不符合行政许可的定义。论者认为：护照申领不存在行政许可中的“法律一般禁止的情况”，任何具有我国国籍的合法公民都可以申请护照，而且我们也在逐步实行按需申领。其次，护照一般被定义为“身份证件和国籍证明”。它与身份证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身份证用于国内，护照用于国外。护照的申请前提和身份证也一样，必须是合法的中国公民。至于护照有几条不批准的情形，那只是因为护照影响更大，用途更多，需要严格控制而已。第三，任何人都可以出国，并不是必须有护照才具有出国的资格，申请护照只不过是出国所履行的一个手续。不准一些人出国，那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公共安全而加以控制，只要能提供相应的手续或者解除限制条件，一样可以出国，护照只不过是从中可以加以管理的一个有效的手段。第四，如果把护照归为行政许可，将给工作上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有不法目的的人要出境的调查漫长而且烦琐，很容易被不法人员挑毛病，造成工作上的被动。
随着《行政许可法》颁布，公安部六局已将护照等有关证件的审批签发列为行政许可项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2004年5月13日《行政许可法有关问题解答》 明文指出“公安机关对公民申请因私出国护照的审批，是外部行政管理行为，是行政许可。 ”护照属于许可证已有定论。我们认为，目前，我国护照兼具有身份证件和出国（境）管理双重职能。护照作为许可证同时又具有身份证明的作用，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首先，在传统上，护照确实起到身份证件和国籍证明的作用，而且目前也仍然具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是，说护照仅仅用于在国外证明身份，则是不确切的，因为目前护照作为身份证明在国内也在一定范围内被认可。其次，一种证件具有双重属性，在国内外屡见不鲜。例如某些国家的驾驶证，作为准予驾驶车辆的许可证的同时也可以作为身份证明使用。第三，国家国境制度的严肃性决定了任何公民不可能，也不应该随意出入国境，必须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许可。按需申领不等于随意出入。法定不准出境制度的存在，更恰恰证明了法律禁止的存在。至于“造成工作上的被动”这一观点，只能说由于我国的出入境许可制度仍然没有理顺，陈旧的、不科学的制度制约了实际工作的开展。
可见，护照作为我国公民出境的许可，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同样道理，外国签证实际上是外国准予我国公民入境的一种许可。把出入境证件定位为许可证，在实际工作中意义重大。
二 边防检查行为的定位重构
边防检查行为的法律地位，我国现行法规中规定就不甚明确。对此问题，理论上可以归纳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为 “监督检查说”，该说认为，边防检查行为仅仅是一种常规的“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监督检查”，是对出入境许可的后续管理措施。也就是说，一旦取得了出入境许可（护照和签证），通过边防检查只是个例行手续，边防检查行为只是保证了上述许可的实施。第二种可称为 “独立许可说”，该观点认为，边防检查机关与签发护照的出入境管理部门一样，是相对独立的对出入境进行行政许可的许可机关。换言之，边防检查机关在护照上加盖验迄章的行政行为，也是一种行政许可（审批），是对真正具有出入境资格、符合出入境条件的人员在法律拟制意义上最终合法越境的允许。
我们认为，从我国出入境管理发展的前景来看，第二种观点即“独立许可说”更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首先，“从指定对外开放口岸通行”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等法律明确规定的制度。因此，即使公民取得了合法和完整的出入境许可，不从指定的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不经过边防检查，仍然违反我国法律，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偷越国（边）境犯罪。可见，边防检查机关验讫放行的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对禁止行为的解除。
其次，“独立许可说”在行政许可法上可以找到依据。该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检验、检测、检疫的，可以在检验、检测、检疫合格的设备、设施、产品、物品上加贴标签或者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边防检查站加盖验讫章的行为在形式和实质上都符合上述规定。
再次，“独立许可说”更符合我国出入境管理和检查现状。《行政许可法》只规定了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实施许可有权监督检查；以及本级行政机关对其所作出的许可有权监督检查。依“监督管理说”，应当认定实施监督检查的边防检查站与发放许可的出入境管理部门主体同一，或者边防检查机关是出入境管理部门的上级机关。而实际上，两个机构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互不隶属。
第四，“独立许可说”更好的解释了两机关的关系。发放护照重在保护，重在服务，因此应当集中精力围绕发放护照中对所属居民真实身份等信息的真实性开展工作，尽量减少骗领等情况出现。而边防检查机关的工作重点则在“查”、在“阻”,对于形式上和实质上不符合出入境条件的人员，不许可其通过口岸出入境。两机关各司其职，才能做好出入境管理工作。
最后，“独立许可说”有利于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出入境管理部门边和防检查站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实施许可、惩处相关违法行为，则由公安边防部门侦办偷越国（边）境违法犯罪时，可以着重打击非口岸偷渡活动，从而使分工更加明确，效率更加提高。同时，边检机关的“边控”行为也获得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三 出入境许可的公定力重构
依通说，行政行为的公定力（Vermutung der Giiltigkeit）即行政行为一经成立，即使具有瑕疵，未经法定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认定及宣告，都被推定作为合法行政行为。
在理论学说上，根据对待重大明显瑕疵的态度，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存在两种学说：即有限公定力和完全公定力，在实践模式上也相应地分为两种 。有限公定力说认为：有重大且明显瑕疵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公定力；完全公定力说则认为所有已成立的行政行为都具有公定力。而这两者的差异关键在于：是否将未成立行政行为归入无效行政行为。完全公定力学说将未成立行政行为置于效力评价体系之外。
事实上，行政行为的真假问题要点在于评价行政行为是否成立，而行政行为的有效或者无效，则是对业已成立的行政行为瑕疵程度的判定。 两种评价体系之评价主体、评价标准各不相同，由此造成两种不同的学说和理论。目前，我国行政法上对于采用何种公定力模式尚没有定论。
公定力对于边防工作之所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关键在于：整个出入境过程是连续的行政许可，前一个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对于后续的行政行为的影响错综复杂。加之行政许可在性质上属于授益性行政行为，其功能和效果与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不同。对于授益行为的无效或者撤销，并非当事人所愿，而不撤销，则可能国家公益受损。因此必须在两难之中抉择，根据信赖保护等原则，小心谨慎的妥善处理。因此应当根据出入境许可行为的瑕疵情形，对其公定力问题加以研究，并举其要者如下：
首先，假象行政许可行为的没有公定力。也就是说，该情形中行政行为根本不存在或者根本没有成立。在这里，假象行政行为仅是指非行政主体伪造、变造的护照或者签证或者验讫章的行为。对于“假象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众说纷纭，但是, 无论是有限公定力说与完全公定力说仍然存在部分共同点即：都认为假象行政行为仅仅是一种事实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不应当具有公定力；非行政主体所为的貌似行政行为的，是假行政行为。因此。伪造、变造许可证、验讫章的行为，包括其后续的任何环节在内的任何机关和公务人员人均得以认定其为无效。
其次,无效行政行为和可撤销的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和可撤销的行政行为之间的界限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都难以得到客观认定。 一般认为，无效行政行为“具有重大且明显瑕疵”，“社会一般人即可辨识”。“撤销的原因，一般是由于行政行为本身有违法或者不当的因素。” 护照或者签证句有瑕疵即可能由于当事人之过错，也可能属于行政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过错，但只要其瑕疵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均属于无效或者可撤销。 但是特定情况下，不得宣告无效或者撤销。 对于出入境证件而言，无效和可撤销的具体界限不是很清楚，有待于深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无效行政行为和被撤销的行政行为的后果是一样的，视为该行政行为自始没有法律效力；而作为行政处罚之一种的“吊销许可”，则是承认作出后、撤销前该行政行为的有效性，因为其在取得许可过程中并没有瑕疵，而是在行使权利过程中实施了违法。
最后，应予补正的行政行为。行政许可具有轻微瑕疵，例如记载错误，可以更正或者解释，不用撤销。
以上各种情形，对于合理构建相关违法责任意义深远。
四 相关违法责任重构
出入境活动事关我国国际性形象和国家安全，故其审查不得不从严，惩处亦自应从厉。可是纵观我国现行有关违法情形法律责任的规定，感觉是缺乏合理体系和科学构架。实际上建立在出境许可、入境许可、边检独立许可三重许可理论上的出入境违法情形及其法律责任应当是清晰的、理顺的、周延的、完备的。
总的来看，人员通过口岸越境涉及的行政相对人违法情形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一） 第一、二重许可违法：在申请护照或者签证过程中的违法。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在申领护照过程中“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二）获得许可证件后的不当使用：包括1、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2、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3、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以上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第三重违法：出入境边防检查许可中的违法。由于边防检查是人员越境在国内的最后一道关卡，因此，前两种情形经常在最后一道关卡被发现；而且如果由于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前置审批行为具有程度不等的瑕疵，当事人又有意无意持用有瑕疵证件，因此情况复杂的多。
如果能确立了边检独立许可制度，边防检查机关的工作对象将主要事面向出入境人员，因此，其权限也控制在仅仅对出入境人员进行第三次行政许可过程中实施的违法犯罪进行查处打击为宜。打击重点包括：未持出境、入境证件的“闯关”行为；持用他人合法的出境、入境证件的 “骗关”行为；持用伪造或者变造的出境、入境证件的“蒙关”行为；持有无效出境、入境证件的“混关”行为。边检机关有条件对于上述违法犯罪不予通关并给与精确打击。而对于查获的前置审批程序中出现的违法犯罪，作为案件线索提供给相应地方的出入境管理部门查处即可，边管机关则主要查办非口岸的真正意义上的“偷越”违法犯罪。


上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本市企业同兄弟地区企业经济技术合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海市政府


前言
为推动本市企业同各兄弟地区企业之间横向的经济技术合作，以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特对本市企业同兄弟地区企业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经济技术合作的原则
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必须坚持“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国家政策和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有权运用自己的技术、资金、产品、劳务等，通过多种途径，与上海经济区、长江流域和全国各地企业，开展合资经营、补偿贸易、专业化生产协作、产销联营、联购联销、技术咨询服务等多种经济技术合作形式，举办各种
经济联合实体。这种合作与联合，可以在同行业中进行，也可以跨行业进行。
经济技术合作要择优发展，注重市场预测和可行性分析，着眼于发展市场适销对路产品，名牌和优质产品，大工业的协作配套，以及资源开发等。
经济技术合作既要讲互利互惠，有偿转让和有偿服务，又要防止单纯考虑本企业利益而忽视全局利益。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对口支援，以及共同开发资源的地区，应当较多地使对方得益受惠，以利于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益。

二、经济联合项目的资金来源
本市企业同兄弟地区企业发展经济联合项目所需的资金，应当采取多渠道的筹措方法，把可动用的资金集中起来，把资金用活、用好。
（一）可动用企业的生产发展基金、后备基金等自有资金。
（二）可委托有关专业银行发行股票、债券，向企业和个人集资入股。
（三）可向有关专业银行申请贷款，或商请银行共同投资。
（四）可用提供设备、技术等方式，折算投资。
（五）可由有关专业银行提供卖方信贷。
（六）可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与外商共同投资。

三、经济联合项目的投资计划指标
发展经济联合项目，应立足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尽量不铺新摊子。凡按国家规定必须列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联合项目，应经当地政府批准列入计划，主要原材料供应随计划安排。有关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审批程序，应按国家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办理。

四、经济联合项目的产品分配和销售
经济联合项目的产品，应按国家现行计划体制的管理范围，进行分配和销售。列入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其超计划部分，由投资各方按商定比例分配；未列入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可全部由投资各方按商定比例分配。本市各企业从联合项目分得的产品，可自行支配使用或销售；如作为原材
料用于生产的，有关物资部门不得抵扣分配指标。

五、经济联合项目所得利润的分配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联合企业所实现的利润，由联合各方按商定的比例先行分配，然后由企业向各自的所在地缴纳所得税。本市企业从经济联合项目经营所得利润的分配，必须贯彻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利益的原则，在不影响本企业完成财政任务的前提下，可按以下办法分配：
（一）使用本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所分得的利润，除应缴纳所得税外，余下的全部留企业。
（二）发行股票集资入股所分得的利润，应先支付股票持有人的股息，然后按余额计缴所得税；再从税后留利中，按入股比例分红。股息与红利的总额，应按年计算，集体股一般以不超过股票面额的百分之七点二为度，个人股一般以不超过股票面额的百分之十五为度，具体幅度由企业
自定。分红后的多余部分，由企业列为专户公积金，自主使用；如经济联合项目发生亏损，企业可动用专户公积金弥补，公积金不足或尚无专户公积金的持股人应共负经济责任。
采用债券集资入股的，不论经济联合项目盈利还是亏损，均应由企业按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略高于银行存款的利息；并规定一定年限归还债券本金。发行债券经营经济联合项目所得的盈利，按规定纳税后，余下的部分可由企业自主分配；如发生亏损，则由企业自负。
（三）利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所分得的利润，应按还款计划先归还贷款（包括应付利息），然后再计缴所得税，余下的部分留给企业。如按期归还贷款有困难，企业可商请银行延期归还；延期后仍不能归还，应由企业使用自有资金偿还。
（四）部分采用股票、债券集资，部分利用银行贷款投资所分得的利润，应在兼顾银行和集资者两者利益的前提下，确定归还贷款及发放股息、红利的具体比例。
（五）利用外资投投所得利润的分配原则，应按国家有关中外合资经营的法律、规定办理。
（六）按上述规定缴纳所得税有困难的个别企业，经财政部门同意，可按应缴所得税额减征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七）各企业从经济联合项目中税后所得的利润，主要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余下的部分用于职工奖励基金和集体福利基金，具体分配比例由企业自定。

六、科技成果、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费收益的分配
为了增强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并鼓励企业以先进技术向内地和边远地区转移，对科技成果、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等各项收益，应当较多地留给企业支配。
（一）科技成果、技术转让所得的收入，按全额计缴百分之三的营业税。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以年度累计在三十万元以下（含三十万元）的，全部留企业；超过部分，上缴财政和留给企业各百分之五十。如转让给国家确定的由上海对口支援的云南、宁夏、西藏等地区，年度净收益在
四十万元以下（含四十万元）的，全部留企业；超过部分，上缴财政和留给企业各百分之五十。
留给企业的这部分收益，主要用于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其他用作职工奖励基金和集体福利基金，具体分配比例由企业自定。在使用这部分奖励基金时，应重点奖励直接参与取得科技成果的有关人员，并适当奖励其他有关职工。
（二）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企业诊断等费用收入，按收入全额计缴百分之三的营业税，然后将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全部留给企业，一部分用于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另一部分用作职工奖励基金，具体分配比例由企业自定。
上述科技成果、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各项费用的计取办法，可由合作双方具体商定。有的可以根据经济效益和技术的难易、承包的工作量等，商定一个数额，一次或分次收取；有的可以按单位产量计算，收取一定的金额；有的可以从所增加的利润或产品销售额中提取一定
比例，提成比例的多少和时间的长短，由双方共同决定；有的可以按派出人员的技术水平、贡献大小等因素，商定每人每天的服务收费标准。技术培训收费，可根据技术难度，材料、工具消耗，时间长短，人员数量等具体条件，由双方协商确定。

七、经济技术合作中的派出人员及其待遇
各企业派往各地从事经济技术合作的人员，可从本企业职工中选派，也可聘用本企业退休职工或从社会上招聘。为调动职工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积极性，并组织人才的合理交流，对派往外地的人员，在经济上要给予一定的优惠待遇。
派出在职职工的经济待遇，如从事经济联合项目的，可按联合企业的规定办理，由联合企业支付；如从事技术服务的，可按职工的技术高低、贡献大小、地区远近、时间长短等不同条件，提高他们的收入，提高的幅度由本企业自行确定，从技术转让或技术服务费收入中支付，也可由受
让方直接支付。派出在职职工的原有工资，在实行工资总额包干的企业中，可分配给本企业的职工；暂未实行工资总额包干的企业，在不增加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的条件下，也可留给企业使用。具体分配办法，由企业自定。
派出退休职工和社会招聘人员的经济待遇，如果报酬由派出企业支付的，可参照在职职工的办法；如果由受让方支付的，可由合作双方与退休职工或社会招聘人员共同商定，其他部门不要干预。

八、经济联合的审批和技术合作的安排
决定各种经济联合项目，必须按照国家的总体要求，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的合理化。因此，在经济联合项目中，对本市企业一方投资在一千万元以上的项目，须报经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对利用外资的项目，按现行规定报批；对生产属于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或使用本市企业
名牌产品牌号的项目，须报经上一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对其他的项目，都可由各企业自行审定，但须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和财政税务部门登记备案。
经济联合和技术合作项目，各企业均可自行广泛开展，但应首先接受并完成本市经济技术合作领导部门安排的重点协作任务。
经济联合和技术合作项目，都要严格按照国家《经济合同法》办事。重大项目，可提请有关部门鉴证或公证。
各企业对各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都应按照市统计部门的规定，填报统计报表。

九、附 则
过去本市颁布或实施的同各兄弟地区企业经济合作的有关规定、通知和办法，凡与本规定有抵触的，均以本规定为准。
本规定自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颁布之日起施行。



1984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