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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法能否支撑国人的精神

张生贵


　　国家赔偿法的终极目标不是赔偿，而是遏制权力违法，也即赔偿不是目的，不违法才是根本，弄清这个立法理念或价值，才能真正使国家赔偿法的精神落到实处。
　　12月1日修订完毕的《国家赔偿法》生效实施了，比之原来的《国家赔偿法》有三个方面的进步，其中最主要的进步是精神赔偿金被写入法律，成为国家赔偿的义务之一。国家赔偿法中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法律名称是国家赔偿法，但条文中规定无请求则无赔偿，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赔偿决定，仅仅是一个时限问题，赔偿义务机关必须在两个月之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这里规定的是赔偿请求人，不象侵权法中规定的是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等着赔偿请求人提出请求才决定赔偿，这样的规定令人纳闷，在民事法律中一般规定赔偿义务人主动履行赔偿责任，但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是消极等待，即无请求无赔偿，另外，赔偿责任多大，是否赔偿一般来由司法机关裁决，由法院断是非曲直，赔偿请求人向加害的国家机关提出请求，这种状况不可能在实际法律生活中出现，这种法律程序和措辞显得十分的怪异，给民众的感觉是国家在向请求人施恩一般。精神赔偿纳入《国家赔偿法》中，并规定国家机关致人损害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项赔偿的理由是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及生命健康权，会对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之所以说这个是个进步，是因为终于在一部国家为主体的法律当中承认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或者生命健康权是连带精神的。在以往规定中不认可人的精神损失，主要赔偿是身体损害。原本人的精神跟肉体是捆绑的，从唯物论上把这两者看成一体，而中国有着特殊的认识，从文革期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无须人们强调精神重要，在信仰层面上也不唯上而无我，总是过分以群众的精神为由牺牲个人精神。精神赔偿进入《国家赔偿法》中，最大的进步意义就是国家承认了国民个人的精神损失，公权力要遵重民权，也要遵重人格，这个精神属于要格权利，不是集体意识的附庸。这个规定进入法律，接下来是考查实践中如何落实的问题，精神到底值多少钱？国家赔偿如果按照肉体赔偿算的话，大概按照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如果公民被抓而没有受到拷打，可能就没有精神赔偿，法律规定的条件是严重后果，如何判断后果的严重性，判断标准是什么，照我的理解，国家赔偿法的终极目的不是赔偿，而是依法遏制权力，制止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办案，但要从注重赔偿的角度看问题的话，尤其是精神损失是否后果严重，都可能掌握在国家机关手里，倒头来难怪这个法律对冤案没有多少遏制作用。照着这个路子走，关于精神赔偿被亮点的意义还是不大，最多算个像征。赔偿款依旧是纳税人的税款，国家赔偿的意义无法体现，如果真正要体现惩治权力违法，至少应当要让侵犯公民权利的公务员感到痛苦，对其官位有所处理之外，某些赔偿由违法者承担，并且提高国家赔偿标准。或许有人要说，增加执法成本意味着不执法，其实这样的相法是多虑，依目前的状况看，不是执法无力，而是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太多了，如果不使违法执法者承担相应的责任，结果会变成更加肆无忌惮的乱权，只有赔偿款从赔偿义务机关的预算内支付，只有把违法后果作为考查精神赔偿的标准，也只有从精神赔偿这个项目上调整违法执法者的责任，才能使得国家赔偿变成真正的赔偿，而不是成为受害人在监狱上班的一种变相补贴。



【案情摘要】

　　2011年3月，李某、鲁某、李某某合伙出资成立“邻水县顺兴中介代理服务有限公司”（简称顺兴公司），从事代办汽车的年审、过户、转籍手续及机动车驾驶证和年审等业务。2011年8月，李某、鲁某、李某某与邻水驾校法定代表人袁某约定在顺兴公司营业场所设立“邻水驾校学府招生点”，按邻水驾校统一的收费标准招收学员，并向邻水驾校交纳报名费和管理费。李某、鲁某、李某某等人先后购进4辆轿车，由邻水驾校登记上户作为教练车，并聘请教练、利用邻水驾校的场地对学员进行培训，邻水驾校统一组织学员参加各科目的考试。2011年9月至2012年6月期间，顺兴公司以邻水驾校的名义共招生290余人，收费达147万余元

　　【分歧意见】

　　李某、鲁某、李某某、袁某4人非法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李某、鲁某、李某某、袁某4人明知顺兴公司无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资质且无国家规定的相关教学设施的情况下，在未经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审批同意也未将设置招生站（点）的情况报原许可机关备案的情况下，擅自以驾校名义招收学员并进行培训，非法获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上述行为应当按非法经营罪处理。

　　第二种观点：李某、鲁某、李某某等人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不应构成犯罪。

　　【法理评析】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从罪行法定的原则来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了四种非法经营行为：（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李某、鲁某、李某某、袁某的行为显然不属于前三种行为，而非法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行为又是否属于第四类 “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呢？从立法形式看，近几年的立法与司法解释，将非法买卖外汇、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等12种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既然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经营的行为做了列举性规定，并没有将非法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就不应当把该行为作有罪类推。

　　第二，从刑法的谦抑性来看，凡是能够用民法或者行政法来调整的法律关系，就不应当用刑法来规制。刑罚应当作为最后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本案中李某、鲁某、李某某、袁某的行为，实质上属于顺兴公司超出经营范围经营，属违章经营。邻水驾校与李某等人协商达成设立邻水驾校学府招生点，但未向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主管机关备案，同时，招生点有违反规定培训学员的行为。按照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办法，对于违反规定设置招生站（点）未备案的，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驾驶培训机构改正，可以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因此，李某、鲁某、李某某、袁某等人的行为属于行政法规调整范畴，不应由刑法来调整。

　　第三，从事实层面上看，虽然李某、鲁某、李某某与袁某达成的协议为口头协议，但是这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袁某作为邻水驾校的法定代表人，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与李某等人协商设立“邻水驾校学府招生点”，实际上在李某、鲁某等人与邻水驾校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合同关系。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行为是非法进行行为。非法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是不是法律规定的“专营”行为呢？法律没有规定。即便是属于专营行为，由于李某等人与邻水驾校之间存在上述合同关系，李某等人以邻水驾校的名义非法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责任也应该由邻水驾校来承担。

　　终上所述，李某、鲁某、李某某、袁某等人非法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不构成犯罪，但李某等人的行为违反了行政许可有关法律、法规，应移送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作者单位：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