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
常政发〔2008〕195号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公司、直属单位：
现将《常州市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颁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十二月五日
常州市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正确、及时、公正地实施行政执法行为，监督其依法履行职责，落实行政执法过错责任，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江苏省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过错责任，是指行政执法机关、法律法规授权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组织、受行政执法机关委托执法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作出违法、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直接责任人员和领导责任人员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
第三条 本市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追究与监督，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过错责任追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实施。
第四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违法必究、权责一致、错责相当、惩处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客观公正。
第五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情况作为依法行政考核的重要内容，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考核体系。
第二章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范围
第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征用、行政给付、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
（二）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五）适用依据错误的；
（六）滥用自由裁量权的；
（七）未按照规定制作法律文书、使用合法票据的；
（八）显失公正的；
（九）无法定事由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做出的行政执法决定的；
（十）违反规定截留、挪用、丢弃、损毁、私分或者变相私分查封、扣押、没收、征收的财物的；
（十一）违反规定乱收费，或者要求行政管理相对人接受有偿服务、购买指定商品以及承担其他非法定义务的；
（十二）行政执法人员不具有行政执法资格或者不按照规定使用执法证件的；
（十三）威胁、恐吓、刁难、辱骂、殴打行政管理相对人的；
（十四）不按规定公开行政执法信息的；
（十五）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十六）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十七）其他依法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情形。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的“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下列情形：
（一）在法定职责、法定期限内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
（二）拒绝、拖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
（三）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提出的申请、请求，不依法履行法定义务的；
（四）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投诉、举报、申诉、控告、检举，不依法处理的；
（五）其他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
第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因行政相对人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致使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无法作出正确判断的；
（二）因不可抗力因素而引发的不当行政执法行为或者无法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行为；
（三）因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原因造成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
（四）其他依法不承担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情形。
第三章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承担主体
第九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由直接责任人员和领导责任人员承担。行政执法事项的具体承办人为直接责任人员，行政执法事项的审核人和批准人为领导责任人员。
前款所称的审核人，包括行政执法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分管领导，以及按规定行使审核职权的其他审核人；批准人，包括签发行政决定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以及按规定或者经授权行使批准职权的其他批准人。
第十条 承办人直接作出违法、不当行政执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由承办人承担全部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第十一条 应当经过审核、审批的行政执法行为，行政执法过错责任依照下列规定划分与承担：
（一）承办人未经审核人、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行政执法行为的，由承办人承担；
（二）虽经审核人审核、批准人批准，但承办人不依照审核、批准的内容和要求实施的，由承办人承担；
（三）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无法正确履行审核、批准职责的，由承办人承担；
（四）承办人提出的方案或者意见有错误，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按责任大小分别由承办人、审核人、批准人承担；
（五）审核人不采纳或者改变承办人的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的，按责任大小分别由审核人、批准人承担；
（六）审核人未报请批准人批准而直接作出决定的，由审核人承担；
（七）审核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直接导致批准人作出错误决定的，由审核人承担；
（八）审核人作出的错误指令经批准人同意的，按责任大小分别由审核人、批准人承担；
（九）批准人不采纳或者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的，由批准人承担；
（十）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决定的，由批准人承担；
（十一）批准人应当履行职责而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的，由批准人承担。
第十二条 违法、不当行政执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由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单独决定而产生的，由该行政执法机关承担全部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由两个以上行政执法机关共同决定而产生的，由主办机关承担主要责任，其他机关承担相应责任；没有主办机关的，由参与机关共同承担责任。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经领导集体决策程序后作出决定，导致产生违法、不当行政执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参与作出决定的主要领导视为批准人、分管领导视为审核人，按领导责任人员共同承担责任。但明确表示不同意作出该行政执法行为的人员除外。
违反行政执法机关的集体研究决定制度，不经集体研究决定作出的行政执法行为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作出决定的人为过错责任人。
第十四条 上级行政执法机关改变、撤销下级行政执法机关作出的行政执法行为，导致产生违法或者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的，上级行政执法机关的承办人、审核人、批准人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执行上级错误的决定或者命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有关规定确定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第四章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方式
第十六条 对行政执法机关执法过错责任，采用下列方式予以追究：
（一）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限期整改；
（三）通报批评；
（四）取消当年评比综合先进的资格；
（五）其他依法规定的责任追究方式。
前款规定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方式，可以单独或者合并适用。
第十七条 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过错责任，采用下列方式予以追究：
（一）诫勉谈话；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限期整改；
（四）通报批评；
（五）取消当年评比先进和考核优秀的资格；
（六）离岗学习；
（七）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八）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九）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十）给予行政处分；
（十一）其他依法规定的责任追究方式。
前款规定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方式，可以单独或者合并适用。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对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被认定违法和变更、撤销比例较高的，或社会评议中群众满意程度较低的，可以责令行政执法机关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可以给予通报批评或者取消评比综合先进的资格。
行政执法机关在年度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中被确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的，应当视情给予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和取消评比综合先进资格等处理。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减轻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行政执法违法行为轻微并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主动发现行政执法过错并及时纠正，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主动采取措施减少或者避免损失，及时消除恶劣影响的；
（四）积极配合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的调查，主动说明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的；
（五）其他依法可以从轻、减轻的情形。
属前款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且确实没有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的，可以免予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第二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弄虚作假，隐瞒重大行政执法过错责任有关情况的；
（二）对违法、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拒不纠正的；
（三）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情形的；
（四）干扰、妨碍、阻碍、抗拒对其进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
（五）对投诉人、申诉人、举报人或者责任追究工作人员打击报复的；
（六）因违法、不当行政执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直接引发群众集体上访、产生严重负面社会影响的，或者造成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
（七）收受、变相收受当事人财物，接受当事人吃请、旅游等活动的；
（八）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理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同时追究相关行政执法机关（机构）和相关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第五章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对所属行政执法机关和辖市、区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的组织领导；各辖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对所属行政执法机关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按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原则实施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第二十三条 市和辖市、区人民政府行政监察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人事和机构编制部门应当在本级政府领导下，建立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有关工作机制，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第二十四条 行政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过错立案、调查、确定具体责任和作出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处理决定。政府法制机构会同机构编制部门负责协助对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性、适当性以及法定职责履行情况进行认定。任免机关的人事部门负责依照规定办理给予行政执法人员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行政监察机关应当与司法机关及其他行政监督机关建立工作联系制度，定期交流、通报执法情况、责任追究情况和案件移送情况。
第二十六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负责对本部门的行政执法机构及其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
行政执法机关承担监察、法制和人事工作的机构，应当在本部门领导下建立部门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机制，具体负责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日常工作。
第六章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程序
第二十七条 行政执法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行政监察机关立案调查：
（一）被人民法院判决（已经生效）撤销、变更、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责令限期履行或确认违法的；
（二）被行政复议机关复议决定（已经生效）撤销、变更、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责令限期履行或确认违法的；
（三）被审计、法制等行政机关依法确认行政执法行为违法或提出行政处理建议的；
（四）被新闻媒体曝光的行政执法案件；
（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集中反映的行政执法案件；
（六）法定监督机关、上级机关要求调查处理的；
（七）其他依法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行为提出的控告、检举、投诉，行政监察机关应当及时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告知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九条 行政监察机关有权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询问、查阅、搜集与行政执法过错责任案件有关的情况、资料、证据，相关人员和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证据资料。
第三十条 行政监察机关在作出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处理决定前，应当充分听取相关司法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的意见，充分听取被追究责任的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的陈述和申辩。
负责行政执法过错责任案件调查、处理的人员与相关行政执法行为或者行政执法人员有利害关系并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实行回避。
第三十一条 行政监察机关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日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办法规定依法作出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处理决定。
第三十二条 行政监察机关作出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处理决定时，应当制作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处理决定书，载明以下内容:
（一）被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行政执法机关及相关行政执法人员的基本情况;
（二）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认定;
（四）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依据;
（五）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的处理决定;
（六）不服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决定的申诉途径、期限和方式;
（七）作出决定的机关和日期。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决定书应当加盖行政监察机关的印章。
第三十三条 对行政监察机关作出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复核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复核决定；案情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时间不得超过30日。
复核期间，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三十四条 对行政执法机关过错责任的追究，由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按照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处理决定进行处理；对行政执法人员过错责任的追究，依法依纪应采取组织处理措施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办理；依法依纪应当追究政纪责任的，由行政监察机关、人事任免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被追究责任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严格按照行政监察机关规定的时限执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处理决定，并将执行情况上报该行政监察机关。拒不执行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应当追究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而不追究的，上级机关可以责令其追究。拒不执行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本机关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关于颁发〈常州市人民政府行政执法检查制度〉等五项制度的通知》（常政发〔1997〕123号）文中《常州市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同时废止。
`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400031）
摘要：本文运用“双重获得合意”理论论证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产生的必然性。接着文章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作了理论分析，论证了其合理性，指出其根本属性是契约性，其价值有公正、效益和安定。文章并简要介绍了仲裁与调解在国内外的起源和发展的情况。最后，文章提出了完善我国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几点构想。
关键词：纠纷解决；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双重获得合意；契约性;制度设想
近年来，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领域，有一种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起来的趋势。这种“仲裁－调解”程序经常被应用于许多商事案件的处理之中，法院对这种做法亦表示了认可。在国外，1997年一个关于ADR实践的调查表明，在接受调查的600多家公司中，大约40％曾经尝试过“仲裁－调解”程序。 [1]但反对这种做法的人也不在少数。仲裁与调解能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能否产生良好的效果，在国际仲裁界引起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笔者不揣浅陋，从纠纷及其解决的一般原理出发，提出并论证了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并提出了完善我国“仲裁－调解”制度的一些构想，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概述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概念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一种复合式的争议解决方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泛指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任何ADR程序。 [13 主要包括：
1、“先调解后仲裁”（Med－Arb）。其含义是，当事人为解决争议，先启动调解程序，调解不成或调解成功后再进入仲裁程序。
2、“仲裁中调解”（Arb－Med）。其含义是，当事人为解决争议，先启动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仲裁员对案件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或调解成功后，再恢复进行仲裁程序。
3、“影子调解”（shadow Mediation）。其含义是，当事人为解决争议，先启动仲裁程序，在仲裁阶段的恰当时候，启动平行的调解程序，由调解员对争议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成功，则了结争议；如果调解不成，则争议由仲裁解决。
４、“调解仲裁共存”（Co－Med－Arb）。这是一种结合了调解，影子调解，小法庭和仲裁诸因素的程序变体。在这种程序中，调解员和仲裁员相分离，但他们都参加法庭听证，仲裁员不参加调解员私下会晤，调解员要向仲裁员披露在调解中所获悉的秘密。随着仲裁程序的发展，调解员旁听全过程，并可在适当时候对当事人进行调解。[14]
5、“仲裁后调解”（Med-Post-Arb）.是指当事人在仲裁程序终结后利用调解程序解决仲裁裁决执行中的问题。由于执行中的调解与仲裁程序的终结之间可能存在时间上的不连贯 ，因而这种方式更接近于独立的调解或临时调解。
〈仲裁规则〉）规定的是第二种。而国际上一般认为仲裁调解相结合包括了二者结合的各种形态，均用Med－Arb来表示。因此，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第二种方式。但其原理对其他方式亦有一定的适用性。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性质
关于仲裁的性质，目前学界有四种不同主张，即司法权论、契约论、混合论以及自主论。而关于调解的性质，通常认为只具契约性，也有人认为在一些国家它还具有司法性。作为仲裁与调解的结合，仲裁与调相结合制度的性质就更为复杂。笔者以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尤如仲裁一样，只具有契约性。
首先，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起源来看，它具有明显的契约性。在仲裁中进行调解是中国从20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它的出现正是为了适应当事人的需要，可以说，它是许许多多的当事人在意思自治基础上反复、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晶。
其次，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程序来看，它也具有明显的契约性。是否提起仲裁，在仲裁中可否进行调解，仲裁机构的选定，仲裁员和调解员的选任，仲裁员在调解中的角色和作用，程序如何进行，是否达成和解协议等都要由当事人合意决定。并且，当事人还可以约定调解成功或不成功的后续程序如何进行，以及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和仲裁员的陈述意见、建议和方案等事项在以后的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中的可采性。总之，与仲裁中与调解有关的各个阶段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而具有显著的契约性。
第三，不能因为法律确认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便认为它具有司法性。法律对这一制度进行确认的目的，只是借助国家权力来保障这一制度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限制它不向背离法律基本原则、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向倾斜，这与以行使国家权力为特征的司法性并无必然联系[15] 。比如，当事人意思自治是私法领域内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但对该原则的适用，法律既鼓励、支持，也限制、监督，但不能因此认为该原则具有司法性。必须明确，司法性不同于法律性，前者只关注法的适用，而后者还包括立法。法律之所以规定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法院之所以支持和监督这一制度，正是在私法领域内，承认并保障当事人在不违背强行及公共政策的前提下，适当行使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的自由。
第四，仲裁立法和仲裁实践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契约性。1958年《纽约公约》使弱化法院干预，强化仲裁效益的精神得以确立。在仲裁调解立法方面，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80年制定的《调解规则》、1985年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为标志，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受到空前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非仲裁地化亦以摆脱仲裁地法院干预，实现完全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为目的。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成为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仲裁立法愈趋自由化，以便为仲裁提供更为宽松、优越的环境。
第五，混合论看似公允，但认为一种法律制度同时具有好几种属性，于逻辑上很难说得通。事物性质指的是该事物的本质属性，一个事物同时具有好几个本质属性，与哲学原理是相矛盾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只有一个。
第六，自治论注意到了现代商业需要对于仲裁的巨大促进作用，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当前大多数的仲裁实践还是在具体的国家法律框架内进行的，游离于国家法律之外的仲裁、调解虽有增长趋势，但还没有形成主流。因此，自治理论尚不足以概括仲裁、调解的全部现实，因而也难以说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本质特征。
（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价值目标
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方式之所以能够存在，肯定是有着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换言之，正是由于某种纠纷解决方式有着独特的功能，才使得它能够得以产生发展。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也不例外。
仲裁与调解作为仲裁方法的扩展，其价值目标与仲裁的价值目标有重叠之处，但又有所不同。笔者以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除具有仲裁的基本价值--公正、效益之外。它还具有“安定”的价值。为了避免重复，笔者将“公正”价值，“效益”价值放到本文的“理论争鸣”部分予以论述，这里只讨论“安定”价值。
所谓“安定”，是指生活或形势平静、正常、稳定。[16]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允许以和解协议解决当事人之间复杂的法律争议，在当事人之间建立合意，满足双方的经济利益。由于体现了双方的自愿，和解能够激发当事人履行协议的诚意，从而保证了调解结果的相对稳定性。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讲，和解超出了纯粹的法律和经济范畴，它能够合理扩张，延伸到单纯的仲裁难以触及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领域，有效地保持和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增加远期利益，在当事人之间以至社会上形成了更为广阔的安定局面。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实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法律的统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合乎法律与合乎情理的统一。”[17]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起源和发展。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做法起源于中国，是与中国深厚的调解文化分不开的。早在西周时期，我国便有了关于调解的历史记载。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国的调解观念已是根深蒂固，形成了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首创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做法，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和现实需要激情碰撞的结晶，被誉为“东方经验”。[18]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仲裁，以及在仲裁中进行调解，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1956年的《仲裁程序暂行规则》中没有规定调解。但在仲裁实践中，受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影响，调解逐渐被提升至相当高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与美国仲裁协会共同创造了“联合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是仲裁史上的又一创举。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8年，贸促会制定的《仲裁规则》第37条规定可以对仲裁条件进行调解。这是我国首次在仲裁规则中规定调解。94年修订的仲裁规则在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方面增加了若干重要条文。94年颁布的仲裁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和规定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
第三阶段，2000年10月颁布的第六套仲裁规则进一步发展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包括增加规定了当事人在仲裁程序开始前进行的调解如何与仲裁相结合，并且通过简易的仲裁途径使得调解所取得的成果具有了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国外的起源和发展
受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法律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以及经济纠纷多样化的影响，仲裁不断受到诉讼和调解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过于强调正当程序，过于强调其司法性，仲裁如同诉讼一样，“如大象一样笨拙费力，但却没能节省法官半点的才智”，并且也无权将固执的当事人说合。仲裁变得过分缓慢，过分正式僵硬，过分昂贵。[19] 这使得商业交易的当事人感到厌烦并转而寻求替代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与仲裁相结合便是其中的一朵“奇葩”。[20]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者都意识到“重视、适应并满足当事人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21] 从而在各自的立法中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作出了规定。
１、立法规定
（１）大陆法系。由于大陆法国家传统上允许法官调解案件，这一做法自然也惠及于仲裁。但仲裁员在仲裁程序中进行调解的做法通常未为法律明文规定，只是荷兰例外。荷兰1986年的《仲裁法》第1043条规定了仲裁员可以尝试调解。 [22]
（２）普通法系。传统上对法官和仲裁员进行调解持反对态度的一些普通法国家，近来态度却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如1993年和1999年英国商事法院发布的指导性的司法陈述（Practice statement），鼓励当事人以诉讼的方式来了结案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1996年制定的《仲裁与调解法》，该法第80条规定，仲裁员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在仲裁中可以调解案件。
２、仲裁规则
世界上各仲裁机构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明确规定仲裁员有权对同一争议进行调解，如印度仲裁院的仲裁规则第42条允许先调解后仲裁的纠纷解决方式。有的仲裁规则只是一般性的将调解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可能方式，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调解方式，如美国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有的仲裁规则规定，仲裁员可以用最经济的办法来解决争议，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尽管具体规定各不相同，但各仲裁规则几乎都实际上允许仲裁员担任调解员。
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法理学本质
何谓纠纷？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国学者顾培东先生认为冲突的法学本质是：主体的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的不协调或对之的反叛。[2] 日本学者千叶正士认为，纠纷（conflict）涵盖了冲突、争执、竞争、混争等方面。[3]笔者以为，不管如何对纠纷进行定义，从实质上看，纠纷就是围绕利害关系产生的对立，是现有关系的失衡。仅就微观而言，这种失衡是纠纷主体之间利害关系的失衡；而就宏观方面来说，这种失衡是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局部出现了不平衡。因此，纠纷的形成既是纠纷主体相互行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社会成员的价值准则、社会规范的状况，以及作为社会介入之标志的第三方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纠纷解决的过程及其结果。[4] 故而，我们应当重视纠纷与社会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将纠纷的解决视为一种社会过程，从参加过程的个人行动层次上把握其解决。另外，我们不能一味强调纠纷对秩序破坏的一面，强调纠纷的解决对秩序的恢复，还应当同时看到纠纷之解决的创造作用，看到其形成新秩序、新关系的一面。
针对纸面上的法律与实际上的法律（即活法）之间存在的隔阂，以解决纠纷和审判程序方面的开拓性学说而闻名于世的日本学者棚濑孝雄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从制度分析转向过程分析”的口号，认为关于解决纠纷和审判的研究尤其要着眼于主体的侧面，特别是程序参加者的相互作用；纠纷处理结果的正当性和约束力的基础是交涉性的合意，过程分析的两个基本的价值性因素是主体与合意。评价纠纷处理过程功能的标准有四个，即纠纷的终结、满意的程度，社会效果及代价。[5] 笔者认为，纠纷当事人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纠纷解决效果的最为本质性的标准，因为纠纷解决制度归根结底是为当事人服务的。现代民法理论认为，私权主体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的“经济人”，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被假定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现代民法的灵魂。[6] 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纠纷，自然就会感到满意，因为一方面纠纷的解决是由其合意进行的，他没有理由不满意；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纠纷，他们还会有一种人格受到了尊重，被平等对待了的感觉。而这正是影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过程及结果接受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没有合意，就没有纠纷的最终解决。当事人的合意是纠纷解决的绝对的正当性原理。[7] 在这里我们必须将纠纷的解决与了结分开来。[8]也正因为如此，棚濑孝雄提出了“双重获得合意”的纠纷解决研究的理论框架，即纠纷处理的开始和最终解决方案的达成，均须获得当事者的合意。[9]
那么，以合意为本质特征的调解，能否达到真正的合意呢？答案是：很难。棚濑孝雄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他将对立消除型调解分为判断型、交涉型、治疗型、教化型四种，并认为会因种种困难，而在四种调解模式之间出现反复流动的不安定态势，表现出“合意的贫困化”，具体表现为：第一、合意向“同意”变质，即如果把发现“客观的正确解决”作为调解的目的，调解者的判断就会在程序中占主导地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只是对这种判断的“同意”。第二、合意的“好意”化，即合意已不仅仅是在解决纠纷这一点上的意思一致，而且有了约定“消除对立并恢复友好关系”的合意，这样就抑制了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导致了其内心并不情愿的妥协。第三、合意向“恣意”的变质，指当事人不能理性地控制合意的内容，强力的一方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对方。[10]
